月度归档:2017年03月

尹胜:言论自由权利以及其权利的边界

尹胜:言论自由权利以及其权利的边界


言论自由是人的自由权利之首,也可以说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权利之母,因为言论是人对事物的认识、探讨以及共识的基础,如果我们失去了言论自由,那么别的自由权利将会一概不存在。其中的逻辑是极为简单的,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真实和真相将被蒙蔽,不但真理和正义得不到探究和讨论,就连知识、甚至常识也得不到传播,那么人们更加无法认识世界和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权利,所以也就无从去捍卫自己的权利,或者是去获得自己的权利,从而也将变得愚蠢和愚昧。所以,言论自由权利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和起始,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根本就谈不上其他任何的自由权利。

言论自由这个概念通常来说分为言和论两个部分,言主要是平常的表达或者是口语说话,论是指书面语言,比如新闻和出版。前者一般倾向于感性和即时性的表述表达,而后者则是倾向于理性可以反复论证和反复引用的,甚至是具有系统性的、逻辑严密的理论性质的阐释与阐述。就此,就言论的概念本身来说,言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个体的,而论则主要是文化和群体的,论从文化和历史意义来看比言更为重要,而从个体生命权利来说,言比论则更为直接。

实现专制的首要条件就是愚民,愚民就是将大众变得愚昧无知,无从获知真实真相,无从探究真理正义,无从认知自由平等的权利,那么专制就能轻而易举的实现,让统治者能够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而通常来说,愚民的同时也会佐以弱民,比如以严刑峻法和暴力杀戮来制造恐惧,消灭那些所谓的“刁民”或具有反叛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要想实现愚民,其首要的手段就是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权利,杜绝真实、真相、真理的传播,控制人的理性思想,才能使人陷入愚昧和愚蠢的状态达到愚民的效果。控制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愚民,愚民的目的是为了专制,专制的目的是为了强权拥有者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控制言论自由是愚民的手段,而愚民又是专制的手段,而专制则又是满足强权拥有者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这一套系统基本上就是中国传统“王道”思想下汉语文化的主要逻辑构成,所谓的“内圣外王”,“內圣”不外就是愚民,以一套虚伪的伦理道德如“忠孝”的价值理念来愚民欺民,在加之“外王”血腥杀伐以恐惧的弱民方式进行奴役大众,便成就了几千年的中华野蛮史。至于为什么会成就中华这样野蛮的奴隶文化,根源在于其文化源头没有真正直指真理和正义的信仰,所以也就没有智慧和意志的传统,失去了对客观世界和人自身认知的能力,人也就变得愚蠢和愚昧,从而也导致人的人格丧失了勇气并且无从建立求真的理性精神及意识。关于中国文化的“道”与“术”的机会主义,仅是脱离了真理这一终极意义的一种形式主义上的方法论,也导致了人们投机取巧和狡诈奸滑的人格特征。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的所有人,从来都没有被赋予过任何的权利,所以言论自由权利也无从说起。言论自由是人们的天然权利,因为我们有嘴巴,有声道,有说话的能力,这不是任何文化、宗教、政党所赋予的,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然而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几千的历史里都是被剥夺和不被认识的。事实上,这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甚至连动物都不及的一种反自然现象。我这么说并非出于形容和比喻,而自我确认是一种客观,因为一头猪或一只狗或其他任何动物,至死也不会放弃的天然的声音表达功能,但中国的整个族群居然可以在面对恐惧和愚弄之下保持如此长久的沉默。这个根源,不仅在于对言论自由权利没有认知,同时更为关键的人们可以反自然、违背人的天性与本性,以此超越自然的忍耐妥协和屈服于强权。

直至鸦片战争后,西方为代表的人类现代文明携带普世价值才强势打破了中国几千的奴隶文化和野蛮传统,人们才从日本和欧美翻译过来很多理性意义的哲学概念,才知道了言论自由是一种人的天然权利,并且如此重要。并且也知道了言论自由在实现专制的逻辑链上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如果人们拥有了言论自由权利,那么就会认识真相、知晓真实并追问真理,理性思想就会觉醒,人们就会明白“天赋人权”的意义,就能理解平等即正义的真正含义,然后就会追求自由和平等,那么专制就会瓦解,统治者就无法获他们想要的利益。当然,所有专制强权的统治者也是愚蠢和愚昧的,这正在于其文化源头缺乏对真理认识的智慧,和遵循正义的意志,那些强权专制者他们最终也将因为剥夺大众的天然权利而被大众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利,陷入历史不断轮回的漩涡。

中国社会因为专制奴隶文化传统的侵淫,几乎人人都是专制意识,除了虚伪的道德伦理,就只有强权暴力。人们的言论自由权利从一生下来就开始被剥夺,不仅仅只是统治者的剥夺和侵犯,一切社会关系里的人无论是夫妻、父子、兄弟,都在彼此肆意剥夺和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人人都想控制他人,主宰他人,教导他人。至始至终都缺乏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认知与尊重,人人都是专制思维,所以才导致权威的泛滥,而其精神本质恰恰又是来自原始愚昧的权力崇拜,从而人人也都成了他人的奴隶,这些全部来自于愚蠢和愚昧的汉语文化对人们的塑造。

就现在中国的言论自由情况而言,具有真实性质的言论基本只在网络上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而其他主要媒体如电视报纸都被当局专制政权所垄断用以愚民。而有条件和有意愿从网络上、微信群获得资讯的人在中国本就是少数,然却这少数之中的多数同样不知道言论自由的意义极其边界。在无数次被人误解和侵犯的情况下,我才觉需要写这篇来说说关于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同时想谈谈言论自由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因为我们在现实中和网络里,总是充满了因为言论矛盾引发的争吵和冲突。

首先,言论是人的一种天然、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自由权利明确是具有社会性质的,也就是说这种权利是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的,并且是平等的。既然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言论自由并非是不受任何约束和制约的行为,那么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最基本就是不能触犯另一个人的自由权利。言论自由不仅仅在于观点的表达,也包括赞美、褒奖的功能,同时也有批判、攻击、侮辱他人等等的功能。如果是一种侮辱和攻击,给他人造成确凿的精神伤害这就构成了罪体的事实,是一种犯罪,所以自由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首先在于你不能去侮辱某一个具体的人,不能对他进行精神上的伤害,同时你的言论自由权利不能妨碍他人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微信群里和网络上常见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比如很多人指责共产党和中国、中华民族,那么不同意见者就站出来反对,最后就发展为争吵和辱骂。这里面矛盾产生最大的原因就在人们没有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和界限。对于一个政党、国家、民族、文化、族群等等,都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人的,这是公共概念性质的,属于公权力范畴的,所以在这个公权力之中的所有的人都是有权利对其表达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并且是无论任何观点。人和人是具有相对相同的性质,但同时又具有绝对不同的本质,所以每一个人的观念是不可能一致的,只有在真理和理性的客观条件里才是趋同的。那么,一个人在批判或歌颂某个政党、国家、文化,那么这都是公共性质的概念,但当你去指责这些具体的个体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严重侵犯了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样就是势必产生矛盾最后争吵起来。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也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公共概念性质的,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无论任何观点均不受他人指责和质疑,否则这就是不自由的,也是不平等的。所以,在现实中,有人赞美共产党、歌颂政府、吹嘘传统文化,我绝不认同这样的言论,那么我是不会指责某个具体的人的,我会选择走开或者去批判这样的群体,除非他拉着非要我接受和认同,这已经侵犯了我个体的自由权利,那么我就会坚决的奋起反击以此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中国人普遍没有个人意志,很多都被一堆口号所控制,这是集体主义思想所导致的恶果,所以到处都可以见到对他人言论自由权利的肆意剥夺和践踏,那么个人意志和个人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无法得到尊重和保护。所以,严格说当别人在说共产党、中国、汉语文化、中国历史等等公共概念的时候,无论他的观点你如何的不同意,你也没有指责别人或者让别人闭嘴的权利,甚至连建议也不应该有,如果想要讨论那也必须事先需要征求他人的同意,这才是自由平等的言论意义。

除了对公共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之外,那么对代表政府或者是具有公共权力性质的那些个体的人,我们同样有权利去表达属于我们自己的见解、意见,甚至指责和批判,比如公务人员、公共智识分子、等等具有公权力的人,他们是靠纳税人发工资生活的。他们的每一分工资都有普通大众的一份,所以他们言论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权力或者是占有了公共资源,就应该受到大众的监督、批判和质疑。原因在于,公共权力来自于我们个体权利的出让,也就是说,公共权力是由每个个体的人出让自身的权利才形成的,公共权力属于大众的,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对其监督的权利和表达自己个人看法的权利。但对于普通没有公共权力性质的人,则是不能说三道四、指责、质疑、批判的,因为他的言论自由权利和你的权利是平等的,只是观点的不同,当别人没有明确的侵犯到你的权利时,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涉和侵犯别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比如我在前段时间发表了对周孝正、贺卫方、崔永元、易中天的一些批判,这些批判并不是侮辱性质的,而是理性质疑和批判的,就有人站出来指责我为他们辩护,事实上他们维护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就等同于维护了一种公权力,并侵犯了与他平等的人的言论自由的私权利,这本身就是对言论自由权利的无知。我并没有拿国家财政一分钱,也不靠税收发工资养活,反而我却是纳税人,和普通大众是一样的,批判这个政府和任何官员、公共知识分子是我的自由权利,而那些指责我,质疑我的人,针对我的言论的人,恰恰是以他的言论自由权利侵犯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他一样的纳税人,这是不平等的。当然,你要歌颂政府或某些官员,要做奴才,或者你要维护某些公共知识分子,只要不侵犯到我个人言论自由权利,纵使我觉得可笑与不耻,那么我也不会去指责你或去侵犯你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我知道,尊重他人的权利也是尊重自己的权利,保护他人言论自由权利不受侵犯,某种意义上也是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

也只有在这种平等尊重的基础上,才是符合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的,也只有在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情况下,真实和真相才会浮现,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才有探讨和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可能性。

201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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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胜:习近平的高度集权是否有可能促进中国走向民主


自习近平上台一来,高举“反腐”大旗,又是打老虎,又是拍苍蝇,从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等一帮大员的倒台,随后又有大批的省部级官员、以及地方官员被抓、被判、被革职。关于习近平的这一举措,获得许多民众的叫好,然而这样的叫好在我看来大多数人都只是因为愚蠢的盲从,其中有一部分仅是出于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发泄和对中国社会问题肤浅表面的认识,或也有出于感性对中国社会未来的一种美好期待,而往更深层次去思考,远远不如很多人所想和所期待的那样乐观,反而是更深的危机。在我个人看来,这已然不是危机,而是中国真正走向崩溃和灾难的又一个阶段的起始,并且将成为一种必然,关于这一推断我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系列文章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这场“反腐”政治运动,其实质上与“反腐”这一理念的本身无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中共这个体制无论从中南海到地方村镇官员,无一不是贪腐的,这也正是所谓的“制度性腐败”。也就是说,在这个体制中所有的人,包括习近平本人及其集团的每一个人都是贪腐分子。那么,一群贪腐分子以反腐的名义打击另一群贪腐分子,其本质旨在权力斗争,与真理、正义、理性并没有丝毫的关系。这种权力斗争,和当年的斯大林肃反与毛泽东发动文革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出于权力斗争需要的一种政治手段,只是方法不同,形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权力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权力不断向一个人的手里集中,导致中国的政权结构从原本的集权慢慢的演变为极权。所谓的集权,就是常委集体分占权力模式,在一个利益集团之中实现分权制度,而所谓的极权就是公共权力完全被某一个人所操控,不被其他任何人所分占与制约。邓小平时期所确立的集权分占制度,基本上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划分了人大和常委的职权所缔造的中央集权制,而随着绝大部分原来的实权派的常委逐一倒台,那么那些倒台的常委们原本手中的权力就会不断的向习近平的手里集中。当习近平不断剥夺原有集权分占者的权力之后,完全掌握了所有的权力,那么极权也就产生了。原本的集权分占模式在极小范围和短期内的确可以起到某种程度上对权力的制约,而与不受任何制约的极权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所有的集权制度的发展最终都会走向极权,正如所有的极权最终又都会走向崩溃,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绝无例外。从集权到极权再到崩溃,这个必然逻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体制是背离真理与正义的,是违背人性和社会规律及科学的,不具备自由平等的文明价值,所以,集权专制的产生本身就具备了发展为极权,以及最终必然崩溃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习近平本人所缔造或者说可以左右和决定的,无论任何人处于这种体制和历史阶段,其作为大致相同,个人的好恶、能力与政治倾向只能起到极其有限的作用,也就是专制程度上的区别,但并不能决定这种体制的本质,所以一个专制者也无法完全决定某个历史阶段。简而言之,也就是集权发展到这一步,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都无法回避激烈的权力斗争,同时也不可能阻挡集权向极权的发展趋势,以及改变其最终走向崩溃的结果,因为这是集权专制的必然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正是符合康德对社会体制的定义的,那就是“集体意志”,而中国社会往往把某个历史阶段和历史重大事件简单的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思想和作为,这是极其野蛮和无知的。

 

从当前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深化与激烈程度来看,可以充分证明公共权力还没有被某一个人完全操控,然而社会所爆发出来的现象已经证明中国社会正在向极权发展的趋势。为什么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极权化呢?因为从目前的政治斗争形式上,权力、经济、舆论都没又被某一个人完全垄断;为什么说中国已经开始极权化呢?因为随着权力斗争的加深,目前所有被剥夺的权力都在向习近平一个人集中,所以,这也充分证明极权化的趋势非常显明。

 

在不断极权化的中国政治趋势中,几乎没有人从哲学和政治学的层面,去进行科学和客观的揭示中国社会及政治的现象、趋势和根源。目前,除了那些盲目甚至邪恶的希望中国陷入混乱的人,很多人都在期待或者谈论习近平完成了权力集中,是否会像台湾蒋经国那样,从高度的集权把社会带向现代文明的民主体制。其实,抱着这种观点的人,几乎上都是权力决定论者,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把某个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归咎于某一个人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源,本身就具有偶像崇拜的精神含义,认为某一个个体的人可以超越其历史必然性,摆脱“集体意志”的制度本质,凭个人的能力去缔造一个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那么,对于那些还在猜测或者期盼习近平权力的不断集中是否会像台湾那样走向民主,这在理论上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就是在学界,这种深刻和系统的哲学思维、认知和理论能力都是极为贫乏的,更不要说普通的民众。但是,如果我们把台湾的民主化分解开来,就不难理解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的必然条件,这并不只是蒋经国的个人主义行为。关于台湾转型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日本殖民50年,虽然日本在殖民台湾期间并不是民主制度,但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觉醒的国度,民众的思想一直处于被启蒙的状态;第二,蒋介石虽然和毛泽东一样是专制思想,但他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有道德和人格的人,至少是真诚的,哪怕嫖娼也知道忏悔。而毛泽东杀人如麻,凶残到极致,至始至终你看不到他有丝毫真诚、善良与对自己错误的认识;第三,台湾乃弹丸之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压迫下,面对庞大的中共集团,其要取得生存自然需要美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的支持,最终台湾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倒向美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这其中还包括了台湾一直还有相对的言论自由环境,民众所做出的抗争,比如在美国刺杀蒋经国等等事实。我们可以看看近代史,整个亚洲所拥有民主体制的国度,无一不是在美国的帮助和督促下才得以实现的,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可以凭借内部的博弈和觉醒能够自发的过度到民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的民主化并不是很多所认为的是蒋经国的个人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而是种种条件形成的历史必然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说,蒋经国个体的认识和行为是极为有限的,并不足以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最终的改变,起到的只是有限的作用,这仅是体现快与慢和好与坏程度上的区别,并不能决定历史必然和体制本质。

从亚洲现有民主实体的日韩台来看,无一不是在美国的帮助和督促下完成和完善的,这一点也是我彻底否定亚洲文化,彻底否定佛教和汉语文化的根本原因。

从以上关于台湾的事例我们完全判断,中国社会权力不断集中,并不具备像日韩台那样的转型民主体制的条件,也就是说随着权力不断向习近平个人手里集中,中国只会走向极权,并且直到崩溃。而对于习近平个人、包括一部分权力拥有者们,他们或许也有将中国社会带向民主和文明的愿望,但是在整个缺乏相应的精神意志、文化传统、思想理论、以及相应的道德和智慧,在没有这种转型的条件下,他们同样受困于现实残酷的权力斗争,受制于中国社会整体的集体意志,所以,中国的政治在不断的权力斗争和权力集中下,只会走向极权,最终崩溃。就说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当权者个人所造就的罪恶事实,他们更加恐惧于变革,害怕被清算。当然,最终这个极权是否会一定落到习近平手中,这并不重要也不确定,因为中国现历史阶段和政治发展趋势并不是某个个体的人所能够完全决定的。

 

201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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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胜:偷渡,是我目前最成功的艺术作品

尹胜:偷渡是我目前最成功的艺术作品


前段时间,我同一位搞雕塑的民运人士和一位律师去程凯先生家吃饭,回来同车就聊了几句,聊到关于中国艺术的问题。我说,中国没有几个算得上真正的艺术家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美学、哲学、信仰没有深刻的认识,以及缺乏真正意义上符合文明的文化基础和历史传统。两位先生都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依然认为我偏激和极端。其中那位律师说,中国十几亿人,难道都不懂艺术?我说人数多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比如足球。他说艺术不能和足球比,足球是体制问题。我就不想继续说下去了。既然足球可以是体制问题,难道艺术就不可以是体制问题?!再说,中国足球和艺术一样的确最大的障碍是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只是限制了足球和艺术的发展,并非说这个体制不存在问题了,中国的足球和艺术就可以名列世界的前茅,或者就能领先于世界。事实上,就算中国的体制进入民主,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足球和艺术同样是落后的,只是没有体制的困扰,我们才能走向正常的发展轨迹,这个背后更深层的逻辑依然是历史、传统、文化、思想和精神意志和信仰的缺乏。 


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普遍还处于对物象的识别,一种形式上的判断,依赖于极为原始的、声音、语言、色彩的明确所指,才能理解一定程度上内涵意义。然而面对纯粹抽象的作品,或者更为深刻具有思想性的作品,他们几乎都是完全茫然而不知所指,我们还不要说从抽象作品中进入到对美学和哲学的思辨,还别说更进一步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意志的领悟和追求。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艺术界只是权钱操控的名利场,根本与艺术无关。那么,中国的艺术理论也仅限于脱离了现实、人格精神和道德主体,脱离了真理与美的价值,只有空洞概念的堆砌,而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理解则又仅限于形式主义的层面。中国的艺术史也和中国历史一样,只是充满了欺骗和荒唐无知的一堆废纸,仅存只有愚昧和愚蠢的权力和权威在那里招摇过市,或以神秘东方色彩弄玄卖怪、或以狭隘民族奴隶文化自我标榜、或歌功颂德、等等……完全没有艺术真正的含义。


 
正是出于对中国整个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的系统性绝望,我才立志做一个独立艺术家,并同时兼修哲学。我做这些并非为了永垂青史和扬名立万之类的东西,而是为了自己的心灵能够得到慰藉,能够清醒的的面对这个原始和可悲的族群。所以,我也从也没有渴望过能得到中国官方美协的青睐,或者中国艺术界的认可。然而,我写的那些现世帖、粗话帖、以及很多批判性与审美抽象作品,却超乎那些所谓权威的想象,得到互联网上许多网友的应用和共鸣。


 
2016年下半年,由于家庭出现变故,我可以说倾家荡产,生活压力之下,我在网上发起“艺术上门”的构想。大概意思就是谁都可以邀请我上门,前提是需要承担我所有的费用,并给予我相应的报酬,但我可以画画、写字、或者装置、或者什么都不做,其实我的条件就是试试我的关注者们是否接受我的自由意志。没想到的是,我居然很快的得到了七八个邀请,很意外。这个貌似不公平的契约,其实就是一种公平的契约,因为这是在没有任何权力参与,完全出于自愿的双向选择。邀请我的朋友接受我的条件,承担我的一切费用,而且还愿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付出相应报酬,同时接受我什么作品也可以不做的条件。最后我都留有一些作品,朋友们也欣然接纳了我,严格说这次“艺术上门”这个​契约本身就是艺术的,就是对我自由意志的接纳,这比起作品的意义或许更为深刻。后来蝴蝶艺术论坛还为此对我做了专访。只可惜,在中共的威胁恐吓之下,我在完成第五站山东潍坊之后就逃到了美国。还有上海、成都、云南、北京、西藏的邀请都没有办法继续履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这个艺术项目对于我来说是成功的,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中国社会目前至少有一小部分人是理解自由的意义的,也是接纳自由意志的,这可以说古往今来才有的思想转变。


 
第二个艺术项目呢,就是我的偷渡,我在被以“危害国家安全”被边控之后,我就在思考,是否要把偷渡作为一个艺术项目来做,我内心是确定的。在走之前,我和某个朋友说,我要偷渡出境然后到美国去。听得朋友都摇头,说不太可能,一是没钱,二是你还只能偷渡,三是你偷渡到第三国是非法入境,别人怎么可能让你合法出境?!除了美国大使馆帮你,否则不可能成功。我经过一番研究和计划,最终就是我在没有钱,被边控的情况下,途经五国十二天顺利到达美国,并合法入境美国。我把我的这次行为说成我目前最成功的艺术项目,朋友们不理解,认为这是什么艺术?!我只想说,我的偷渡成功首先表达了我自由意志,以及向人们展示了我追求自由的决心和信念,同时或许也体现我的一点点智慧和意志。与此同时,也是对中共专制的讽刺和嘲弄,甚至是蔑视。他们以为他们的国防固若金汤,跟踪控制网络是什么天网恢恢,而我用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中国的自我吹嘘罢了,我一个写写画画的书生,居然能背负“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轻松脱逃到美利坚,这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所以说,偷渡是我目前最值得骄傲的艺术作品,也是最成功的一个艺术项目。
 
我说我两个艺术项目,我想表达的是,艺术不是中国人理解的写字画画那么简单,而是用生命追求的一种精神价值。我的画作除了装置是属于当代艺术范畴的,而抽象绘画理念其实是欧美二十世纪的,对于当代艺术已经是陈旧的、过去式的、落后的形式,但是尽管这种落后陈旧的艺术形式中国人目前依然不明所以,不被接受。虽然在赵无极先生的盛名之下,中国也有很多画画的开始搞抽象,那也不过是形式主义的东西罢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抽象表现背后的哲学思想恰恰是对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表达,这是其美学和哲学以及历史的意义。而中国现在的抽象绘画基本上连这个哲学意义都是不具备的,更不要说艺术家的人格里具备这样的精神,以及拥有这样的哲学思想体系。由此,只能是形式主义的,非常肤浅和表面的东西。


文章结束,我非常感谢在我偷渡路途中众多的朋友们,是你们的接力才有了我这一完美艺术的呈现,才能成功偷渡到美国。虽然一路的你们,我们都是初次相见,但由于价值观的相同,由于自由的召唤,我们早已经亲如兄弟。同时也感谢我到美国这段时间,那些收藏我作品的网友,以及给予我无私资助的朋友们,是你们让我交得起房租,买得起材料,能够在美国暂时安顿下来,有了一份自由而不恐惧,并且非常踏实和快乐的生活。你们在我心里就像天使一般,是神所赐予我的福音,所以,我对你们心怀感恩与感激!谢谢你们!


201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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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胜:我为什么要脱华反华

我为什么要脱华反华

我近期录了几段小视频发在youtube、Faecbook、Twitter上,以及一些朋友的微信群,虽然获得一些少数朋友的认同,然而更多的则是抵触和排斥,甚至还有对我侮辱谩骂的,那么中共在新浪的“思想意识形态”、“反恐反极端”、等官方频道上,干脆就把我划成了极端恐怖分子。在我看来这是极其幽默的事情,如果你们把异见者算作极端恐怖分子,那么,对于伊斯兰ISIS这样的行径又该用什么的词语去进行恰当的界定呢?!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翻翻中国的近代史,三反五反,每次杀人几十万上百万,文革那数都数不过来的血腥暴力事件、六四、还有现在的强拆,或许这才是极端和恐怖这个词语的意义。

我虽然发表了反华与脱华言论,但我有鼓动任何人去杀人害人吗?我有宣扬暴力吗?我的反华和脱华仅只是一个文化观点,并且这个观点我是有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和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支撑的,是可以论证和论述的。而那些抵触我的人,把我划为极端分子的人呢,他们的结论往往是感性的,经不起推敲和论证的。这样一来,到底谁极端我们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再则,我的观点仅是出于我的独立思想。我常说我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我仅是真理的追求者。

我说反华脱华,不是说要搞暴力,而是从中国存在的社会现象出发,推及到社会体制,从体制推及到人格思想意识,由人格思想意识推及到文化历史传统,最终从文化历史传统推及到精神信仰,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是一个自洽的逻辑系统。只有在这个逻辑上站在现代人类文明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出发,去进行中西文化、思想、精神、科学、社会体制纵横全面的对比,我们才能找到中国问题的真正根源,从而提出一套客观而有效的方案和方法去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从当前中国的社会如此背离常理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恶劣的社会现状都归结为这个社会体制,然而社会体制的定义和本质又是什么呢?康德哲学说“社会体制是集体意志的体现”,也就是说,体制和制度是人所创建的,有什么样的社会体制主要因为创建这种体制中的个体的人的人格思想是那样的,所以才造就这样的体制。而人格和思想又是什么塑造的呢?所有的人的人格和思想都是因为文化所塑造的。而文化来自于何处呢?凡人类任何一种文化无一不是来自其精神信仰的。这才是一个追溯终极意义、而又对应现实现象的一个完整的逻辑链。从这个逻辑链上来讲,才是具有理性意义的,而什么又是理性思想呢?其哲学定义就是对真理的系统性认知,这里包含了求真的意志和智慧,以及独立的思想和论证论述的科学精神,除此,就谈不上任何理性的意义,也不是科学的意义,更没有真理的意义。

那什么是华人呢?华人并不是一个种族,所谓的中国人,其实就是黄色人种,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后裔,华人只是一个文化概念的,并不是种族的意义。白人、黑人的色彩划分是生物性概念的,一种客观意义上的种族界定,而华人仅仅只是汉语文化意义的民族界定,这并非客观和科学的种族划分。那么华人到底又有什么含义呢?华并非名词的意义,而是形容词,在《说文解字》里为“生辉也,熠熠也”,那么华人的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发光的人,漂亮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修饰和夸饰的意义。假设一个人说自己长得好、有道德、有才华、有能力,你是否觉得这个人的骄傲很无知和无耻呢?!我想应该是的,但华人正是这样的文化意义,是无知而无耻的愚昧且愚蠢的。

而中华民族,更是一个伪命题,这也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文化认同,并且是在民国时期,国民党为了和共产党一样宣扬爱国理念,激发民族热情所造的词语。这个中华民族,带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这种民族主义色彩恰恰又是建立在汉语原始而落后的奴隶文化之上的。种族矛盾是一种生物性竞争的矛盾,而民族矛盾则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念的矛盾,所以二者第一个是更贴近自然生物性的客观存在,是人类发展至今的一个遗憾,或者缺陷。而后者,则是狭隘的人为制造的矛盾,所以正是野蛮和愚蠢的。

对于现代文明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人权高于主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理念,近代文明基本上是在欧洲基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近代文艺复兴的文化则又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之上发展创造的,而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则又是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发展创造的。这套文化系统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最终到现在成为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并成就了民主法制、三权分立的社会体制。这种从多神论到一神论,也就是从感性的真理多元论到理性的真理一元论,从神学到哲学到科学是一套完备的体系,而且核心价值就是对自由平等和人的天赋权利的捍卫,这种文化价值是亚洲从来都不曾有过的。

日本可以说是亚洲第一个觉醒的国度、族群和区域,福田谕吉早在一八三几年就提出《脱亚入欧论》,也才有了1860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促使日本社会的工业迅速发展,而且恰恰正因为其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的传统导致其军国主义的产生,并无法依赖于自身过度到现代文明的民主体制。因为我彻底否定亚洲文化,很多人都喜欢拿日本、韩国、台湾来诘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我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汉语传统文化》一文中说得非常的清楚了,所以这里就不再详细的论述。总而言之,亚洲现在的民主国度,都是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实现和完善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是依赖于自身的觉醒而推动走向民主体制,并加以完善的。这一点恰恰证明,亚洲的文化并没有自由平等的基因,所以也没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及历史传统。至少,民主体制是西方的创造,而不是亚洲的创造,如果和精神信仰、文化思想、历史传统无关,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也许,有人会拿历史偶然论来搪塞我,伏尔泰说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必然的,我们以为的偶然只因为我们不知道其必然的原因。

在我看来,从现代政治体制的角度看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理论上并不难理解,进一步民主体制的手段是为了实现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这个目的虽然比前者的手段理论意义更为复杂,但依然可以理解。但,这个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产生和形成的基础,以及发展的逻辑和历史,正是文化的、精神意志与思想人格的集中体现。中国的问题,就在理论界还处于仅认识民主体制这种手段的层面,而对自由平等价值体系发生发展并没有系统深刻的认识,再则,更谈不上具有精神和文化塑造的道德主体去践行和捍卫这个自由平等的价值,所以中国目前对民主的认识还是及极其肤浅和初级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族群不能深入到更为深刻的文化历史以及精神信仰的反思。

从亚洲的文化史来看,亚洲主要的文化构成为佛教文化和汉语文化,亚洲第一文化为佛教文化,比如蒙古、尼泊尔、泰国等东南亚国度都信佛教而没有接纳汉语文化。第二文化为汉语文化,比如中国、韩国、日本基本都受汉语文化或多或少的影响,而汉语文化存在地区都有佛教文化的参与。汉语文化其本质就是奴隶文化,其理论层面形而下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所主导的机会主义思想,形而上则是一种脱离现实,无法指向事物终极意义或说不具备真理性质的理想主义。而佛教的终极精神价值和儒道相差不多,从无到空,不可说,不可问,不可追,没有终极价值又缺乏逻辑和哲学概念等思想工具支撑的文化系统,所以整个亚洲也没有产生任何促进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创造。

《脱亚入欧论》事实上就是“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分解开来其实就是精神的基督化、语言的英语化、人格的独立化、思想的自由化、社会的民主化…….而华人这样的群体,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信仰,基本上就把玄虚而又野蛮落后的汉语奴隶文化当做了一种信仰和精神寄托,所以才导致华人这一无知甚至于无耻的概念产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反华脱华的思想基础。

那么,回到现实中来,在欧美现代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我们无法回避华人群体性的堕落,无论是价值观的、道德、行为的,所以被其他族群称作“黄祸”。而华人骗华人,华人害华人,华人歧视华人,我想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而其人格构成基本上是表面上的体面,而行为却是极其功利的,这只因为塑造其文化的虚伪,而且导致其人格的狡诈,缺乏真诚和勇气所造就的现实和真实。所以,中国人只有脱离“华人”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怪圈,回到“人”这个生物性的层面来,才有可能理解和接纳人类的现代文明,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华人”或者“中国人”。“中国人”仅仅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称谓,比之“华人”更为狭隘。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华人”,都如同监狱一样绑架了人的原本为人的本质,那就是这两个概念只是满足专制和狭隘利益的族群目的,同时又是抵触于普世价值和文明理念的,这也是促使我彻底反华脱华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

关于中西文历史的对比,我将在我的《大崩溃与大动荡》一书中去做更为系统的阐述,这里就不深入,我只想告诉我的朋友们,我爱那块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也正是爱这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才如此坚定的反华和脱华。事实上,一个人拥有自由权利,拥有有尊严的人生,有保障的生活,能够过上快乐和幸福的生活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价值,而学的什么文化,写的什么文字根本上一点也不重要。

2017年3月4日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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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胜:我为什么要fan华tuo华

我近期录了几段小视频发在youtube、Faecbook、Twitter上,以及一些朋友的微信群,虽然获得一些少数朋友的认同,然而更多的则是抵触和排斥,甚至还有对我侮辱谩骂的,那么中共在新浪的“思想意识形态”、“反恐反极端”、等官方频道上,干脆就把我划成了极端恐怖分子。在我看来这是极其幽默的事情,如果你们把异见者算作极端恐怖分子,那么,对于伊斯兰ISIS这样的行径又该用什么的词语去进行恰当的界定呢?!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翻翻中国的近代史,三反五反,每次杀人几十万上百万,文革那数都数不过来的血腥暴力事件、六四、还有现在的强拆,或许这才是极端和恐怖这个词语的意义。

我虽然发表了反华与脱华言论,但我有鼓动任何人去杀人害人吗?我有宣扬暴力吗?我的反华和脱华仅只是一个文化观点,并且这个观点我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和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是可以论证和论述的。而那些抵触我的人,把我划为极端分子的人呢,他们的结论往往是感性的,经不起推敲和论证的。这样一来,到底谁极端我们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我说反华脱华,不是说要搞暴力,而是从中国存在的社会现象出发,推及到社会体制,从体制推及到人格思想意识,由人格思想意识推及到文化历史传统,最终从文化历史传统推及的精神信仰,这是完整的逻辑链,是一个自洽的逻辑系统。只有在这个逻辑脸上站在现代人类文明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出发,去进行中西文化、思想、精神、科学、社会体制纵横全面的对比,我们才能找到中国问题的真正的根源,从而提出一套客观而有效的方案去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从当前中国的社会如此背离常理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恶劣的社会现状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社会体制,然而社会体制的定义和本质又是什么呢?康德哲学理论说“社会体制是集体意志的体现”,也就是说,体制和制度是人所创建的,有什么样的社会体制主要因为创建这种体制中的个体的人的人格思想是那样的,所以才造就这样的体制。而人格和思想又是什么塑造的呢?所有的人的人格和思想都是因为文化所塑造的。而文化来自于何处呢?凡人类任何一种文化无一不是来自其精神信仰的。这才是一个追溯终极意义、而又对应现实现象的一个完整的逻辑链。从逻辑链上来讲,才是具有理性意义的,而什么又是理性思想呢?其哲学定义就是对真理的系统性认知,这里包含了求真的意志和智慧,以及独立的思想和论证论述的科学精神,除此,就谈不上任何理性的意义,也不是科学的意义,更没有真理的意义。

那什么是华人呢?华人并不是一个种族,所谓的中国人,其实就是黄色人种,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后裔,华人只是一个文化概念的,并不是种族的意义。白人、黑人、的色彩划分是生物概念的,一种客观意义上的种族界定,而华人仅仅只是汉语文化意义的民族界定,这并非客观和科学的种族划分。那么华人到底又有什么含义呢?华并非名词的意义,而是形容词,在《说文解字》里为“生辉也,熠熠也”,那么华人的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发光的人,漂亮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修饰和夸饰的意义。假设一个人说自己长得好、有道德、有才华、有能力,你是否觉得这个人的骄傲很无知和无耻呢?!我想应该是的,但华人正是这样的文化意义。

而中华民族,更是一个伪命题,这也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文化认同,并且是在民国时期,国民党为了和共产党一样宣扬爱国理念,激发民族热情所造的词语。这个中华民族,带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这种民族主义色彩恰恰又是建立在汉语原始而落后的奴隶文化之上的。种族矛盾是一种生物性竞争的矛盾,而民族矛盾则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念的矛盾,所以二者一个是更贴近自然生物性的客观存在,是人类发展至今的一个遗憾,或者缺陷。而后者,则是狭隘的人为制造的矛盾,是野蛮和愚蠢的。

对于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人权高于主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理念,近代文明基本上是在欧洲在基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近代文艺复兴的文化则又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之上发展创造的,而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则又是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发展创造的。这套文化系统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最终到现在成为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并成就民主法制、三权分立的社会体制。这种从多神论到一神论,从感性的真理多元论到理性的真理一元论,从神学到哲学到科学是一套完备的体系,而且核心价值就是对自由平等和人的天赋权利的捍卫,这种文化价值是亚洲从来都不曾有过的。

日本可以说是亚洲第一个觉醒的国度、族群和区域,福田谕吉早在一八三几年就提出《脱亚入欧论》,也才有了1860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促使日本社会的工业迅速发展,而且恰恰正因为其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的传统导致其军国主义的产生,并无法依赖于自身过度到现代文明的民主体制。因为我彻底否定亚洲文化,很多人都喜欢拿日本、韩国、台湾来和我说是,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我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汉语传统文化》一文中说得非常的清楚了,所以这里就不再详细的论述。总而言之,亚洲现在的民主国度,都是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实现和完善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是依赖于自身的觉醒而推动走向民主体制,并加以完善的。这一点恰恰证明,亚洲的文化并没有自由平等的基因,所以也没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及历史传统。

在我看来,从现代政治体制的角度看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理论上并不难理解,进一步民主体制的手段是为了实现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这个目的虽然比前者的手段理论意义更为复杂,但依然可以理解。但,这个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产生和形成的基础,以及发展的逻辑和历史,正是文化的、精神意志与思想人格的集中体现。中国的问题,就在理论界还处于仅认识民主体制这种手段的层面,而对自由平等价值体系发生发展并没有系统深刻的认识,再则,更谈不上具有精神和文化塑造的道德主体去践行和捍卫这个自由平等的价值,所以中国目前对民主的认识还是及极其肤浅和初级的。

从亚洲的文化史来看,亚洲主要的文化构成为佛教文化和汉语文化,第一文化为佛教文化,比如蒙古、尼泊尔、泰国等东南亚国度都信佛教而没有接纳汉语文化。第二文化为汉语文化,比如中国、韩国、日本基本都受汉语文化或多或少的影响,而汉语文化存在地区都有佛教文化的参与。汉语文化其本质就是奴隶文化,其理论层面形而下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所主导的机会主义思想,形而上则是一种脱离现实,无法指向事物终极意义或说不具备真理性质的理想主义。而佛教的终极精神价值儒道相差不多,从无到空,不可说,不可问,不可追,没有终极价值又缺乏逻辑和哲学概念等思想工具支撑的文化系统,所以整个亚洲也没有产生任何促进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创造。

《脱亚入欧论》事实上就是“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分解开来其实就是精神的基督化、语言的英语化、人格的独立化、思想的自由化、社会的民主化…….而华人这样的群体,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信仰,基本上就把玄虚而又野蛮落后的汉语奴隶文化当做了一种信仰和精神寄托,所以才导致华人这一无知甚至于无耻的概念产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反华脱华的思想基础。

那么,回到现实中来,在欧美现代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我们无法回避华人群体性的堕落,无论是价值观的、道德、行为的,所以被其他族群称作“黄祸”。而华人骗华人,华人害华人,华人歧视华人,我想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而其人格构成基本上是表面上的体面,而行为却是极其功利的,这只因为塑造其文化的虚伪,而且导致其人格的狡诈,缺乏真诚和勇气所造就的现实和真实。所以,中国人只有脱离“华人”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怪圈,回到“人”这个生物性的层面来,才有可能理解和接纳人类的现代文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华人”或者“中国人”。“中国人”仅仅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称谓,比之“华人”更为狭隘。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华人”,都如同监狱一样绑架了人的原本为人的本质,那就是这两个概念只是满足专制和狭隘利益的族群目的,同时又是抵触于普世价值和文明理念的,这也是促使我彻底反华脱华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

关于中西文历史的对比,我将在我的《大崩溃与大动荡》一书中去做更为系统的阐述,这里就不深入,我只想告诉我的朋友们,我爱那块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也正是爱这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才如此坚定的反华和脱华。事实上,一个人拥有自由权利,拥有有尊严的人生,有保障的生活,能够过上快乐和幸福的生活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价值,而学的什么文化,写的什么文字根本上一点也不重要。

2017年3月4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