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虚伪道德与现实利益维系的强权专制秩序


从历史以来,中国的社会都是以虚伪道德和现实利益维系的强权专制秩序,其精神根源就在于汉语文化是以“王道”为核心宗旨的强权意志,虚伪道德和利益诱惑都是围绕强权意志而展开的,并且是为了强权专制统治而服务的。所谓的强权专制,就是以武力和暴力剥夺普罗大众的个体权利,进行高度集权的强势专制统治手段。由此,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后来的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几乎是所有汉语文化,无一不是由此展开的。也可以说,强权意志和虚伪道德就构成了汉语文化的全貌,这个根源又是源自于精神信仰的缺失所导致的,这不仅仅只是落后的、原始的,并且也是愚蠢和野蛮的。强权专制统治就是以剥夺大众的基本权利,剥夺大众基本权利包括言论、政治、迁徙等等的自由权利,也就是剥夺了大众的天赋人权。当一个人失去了天赋的权利,也就是失去了与生俱来的权利,失去了上天和上帝赐予的权利,那么也就意味着背离了真理和自然,那么人的存在就会感受到痛苦。人们在痛苦中就会反思和反抗,那么虚伪道德的愚民就成了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的手段。当然,群体的愚昧愚蠢是可以依靠强权和虚伪道德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来解决的,但是愚民对某些个体来说,强权无力解决的,甚至于有些个体本身就是强权拥有者和行使者,这个时候,那么利益诱惑就成了最为有效的拉拢手段。现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还专门成立了打击与拉拢反对和反抗者的组织部门,那就是统战部。当然这只是政治体制所反映出来的这样的思想,而现实之中,各行各业,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习惯于这样的手段:先是准备一套说辞,或戴高帽阿 yi奉承,或称兄道弟道德绑架,或弄虚作假欺骗隐瞒,……总之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若是无果就以强势打压,若是强势打压遭到反抗并危及自己的利益,那么就施以利益诱惑加以拉拢,让其成为强权的一部分,成为利益的分赃者。正是这样的思想,所以,中国人社会那些抗争的人也多是与真理与正义毫无关系的,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最好的结果,那就是被利益拉拢、被“招安”成为强权的分赃者和共享者。

在汉语文化之中,或者是在中国现实里都一样,或以标榜大公无私,或以塑造道德楷模,或以宣扬忠信顺从的道德观,或以大谈无私奉献和牺牲,或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进行虚伪道德的大面积愚民。我们不说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地域观念和种族观念所延伸出来的狭隘思想,假设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正义正确的,那么我们所谓的道德仍然是虚伪的,而其实质上还是强权意志的。强权意志的实质,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最高权力,谁就可以合情合理的绑架国家和民族,并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来实现某个人的强权意志。这个强权意志并无真理与正义的含义,仅仅只是满足某个人的私欲和愿望,不存在任何的文明意义:平等。

我们看看现实中,那些宣扬节约节俭的人,他们却是最为铺张浪费的一群人;那些身披民族脊梁荣誉的人,早早的转移了财产;那么高唱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的人,早早的就移民去了别的国度;那些大谈国学国粹的人,都把子女都送去欧美读书……所以,中国社会的道德,只是统治者拿来欺骗民众和愚弄民众的一种手段,是虚伪的,严格说这并不是道德的真正含义。真正的道德是源自于信仰的体现,承载了神的意志,【神的意志本身就是真理的含义,只是说法不同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哲学的】具备了善和良知的实质。道德是法制的保障,法制是道德底线,所以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的道德,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法制,根本就在没有直指真理和正义的信仰和精神追求。

由此,可以说强权意志完全体现了人性恶的欲望,并没有满足人性善的需求。而这种强权意志以及其产生的文化,最终导致的只有社会不断循环轮回的灾难,不可能诞生具有文明意义的观念和价值创造。那些强权攫取者和占有者,他们的后代与亲人也同样遭受被人剥夺基本人权,受尽奴役,所以,强权意志根本上也是愚蠢的。愚蠢就是没有精神信仰,不遵循真理和神的意志,从而违背客观真理和正义,所以才会丧失理性,也没有平等和自由,社会也不会有公平和公正。中国社会,在这个逻辑系统和逻辑链上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是极为鲜明的,所以否定传统文化仅仅只是思想范畴的,更进一步,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信仰的缺失。我在前文已有所论述,愚蠢是道德问题,不是智商问题,而道德恰恰直接关系到的就是精神信仰。

无论是从中国历史还是现实,社会体制与文化信仰,都是以强权意志为归属的,虽然这种强权意志发生于人的原始本能欲望,经过数千年的雕琢其不仅仅只限停留于原始欲望的层面,而更是对人性恶的极致推崇和发展,而真正以善为核心的道德不但没有发展出神权宗教来制约强权,反而沦为恶的华丽外衣,成为愚民欺民的最大的工具。在强权暴力的胁迫下,加之虚伪道德的愚弄,在佐以利益诱惑,这三种手段,或说“王道”思想方法论,就基本构成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社会秩序与文化道德的实质,更可以概括中国政治的全貌。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一直以围绕强权意志的“王道”而展开的,几千年来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变化,而在近代在发源与西方的人类现代文明冲击下,但其强权专制形式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是从血缘宗族为利益核心的皇权君主专制,转变为以理想主义为旗帜的集权集团统治的阶级模式。然而这种以理想主义为归属的集团集权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和形式呢?我将在下文《党派专制,从集权到极权的二元模式》中去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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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从阶级斗争到权力斗争


以理想主义之名,行暴力革命之实,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主要政治思想。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放弃了革命主义、丧失了理想主义,从而进入到实用和功利主义。这是政治方向性的改变,而贯穿整个政治的精神和思想并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斗争精神和斗争思想。

斗争思想就是对信奉强权所产生的一种精神意志,这种精神意志不仅是中国传统汉语文化和思想来源,也是汉语传统文化主要的诉求宗旨。中国传统汉语文化的“王道”思想,不仅仅只是强权思想,同时也是特权思想。而要实现这个“王道”的强权和特权意志,那么其方法论就是斗争。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围绕“王道”的强权和特权思想,所展开的斗争方法论。也就是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独有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极为主要的文化和思想组成,所谓的纵横捭阖之术,也被中国人当成了智慧。智慧本来的意义是指对真理的认知和发现,而中国所谓的智慧是指对权和利的追求与实现作为一种成功,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主导功利主义的文化和思想。

共产党建国之后的斗争分为两个层面,阶级斗争和权力斗争,这个两种斗争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是个体的,而且又是相互交织的,有时候又是并列并进的。在文革之前主要是以群体的阶级斗争为主,个体的权力斗争为辅,所以才造成了三反五反的历史政治事件。文革爆发,那么这种斗争形式就直接的转向了个体的权力斗争,群体性的阶级斗争在此之后就被淡化。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源主要是马列的共产理想主义所导致的,而权力斗争的文化思想根源则是建立在传统汉语文化和思想上的,这就是两种斗争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来源与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阴阳思辨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本质都是一样的,讲的是对立统一,是简单的二分法。缺乏平等与尊重,更没有包容不同和多元的价值观念,这是专制意识形成的根源。很多人说诸子百家就是多元的,诸子百家都是王道思想,观念依然还是一元论,只是方法论层面表现出了多样性而已。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直接造成中国社会充满了各式各样斗争意识的历史和现实。

上面说到,阶级斗争来源于马列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种理想主义在中国可以说已经彻底破产,现在的执政者不断强调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仅仅只是为了寻求其执政的合法性。无论是官民,无论是谁,绝大多数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也不相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只关心我能赚到多少钱。所以,阶级斗争在中国将会成为历史,而利益集团的社会阶层矛盾将会代替原有的政治阶级,成为中国新的政治斗争形式。

无论是政治理想所主导的阶级斗争,还是经济利益主导的阶层矛盾斗争,其核心都是围绕权力斗争而展开的。这种斗争政治模式和斗争思想,根本上是源自于中国汉语文化传统的,所以,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首先就是要改变中国传统汉语文化和思想。文化和思想又是来自于精神信仰,那么,重建中国社会的精神信仰才能解决本质和根本问题。

以利益为目的权力斗争其实就是皇权专制的政治斗争本质,这种斗争不像理想主义主导的阶级斗争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造成大面积的肉体消灭和精神摧残,但是这种斗争对先觉者和有碍当权者利益的个体,所面临的灾难一点也不亚于阶级斗争,甚至更加残酷和漫长。

所谓的王道思想,其实就强权政治,而强权所依托的仅仅只是人的动物本能——对欲望的追逐和占有,所以,中国文化和思想、以及政治体制,基本上还是非常原始的出于本能欲望的争斗,仅仅只是批了一件华丽的文化外衣,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从中国文化思想的本质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政治基本都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权力斗争,那么,它又是靠什么来维系这个秩序的呢?其维系的条件又有哪些呢?这些条件的思想根源又源于何处呢?我将在下面《虚伪道德与现实利益维系的强权专制秩序》一文中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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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政教合一的党权专制


思想是人面对万事万物的认识,当思想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独立的逻辑系统,那么就成了哲学。政治学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关涉社会秩序、制度和权力相关的学问。思想与政治,这二者的概念和逻辑不难分辨,应该是思想主导了政治,而不是政治主导着思想。政治思想从排列来说,政治在前思想在后,意思就是在政治下产生的思想,或说仅关于政治的一种思想,而思想政治则是以一种思想来构建政治,这两个概念截然相反,顺序也就不同。但中国社会恰恰不是这样的,并不是一种思想去主导政治,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而是单一的权力在主导人的思想。这个先后和主次对于我们人类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至关重要的,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这里我需要告诉读者朋友们,中国汉语传统文化并没有政治这个词汇,这个词汇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西学东渐,我们从日本翻译过来的。

思想和文化是先于政治的,无论哪一个区域,也无论哪一种文化,都是源自于其精神信仰的。精神信仰是根据人自身的精神需要,对生命和宇宙产生和发展的终极诉求,也就是对绝对真理的探索,具有永恒和无限的性质。那么对于精神信仰的诉求又是通过宗教的文化形式来实现的,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精神信仰就会拥有什么样的文化思想,有什么样的文化和思想才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从这一点来说,思想是指导性的,是先于政治的。而中国从严格意义上来,古往今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产生,道教只是勉强的类宗教形式,然而并没有承担起对绝对真理的诉求,同时也没有产生相对应的思想文化主导社会政治。关于中国文化问题,我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去系统论述,这里仅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探讨。

现实里,我们常言“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这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打个比方,美国绝大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信仰的是基督,而不是他们的民主政治理念。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仅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且是具有理想主义特征的政治哲学,哲学是需要论证和批判的,然后才能实践,但是绝不能信奉信仰的。如果信奉马列和共产主义,那么就是把马列、共产主义与基督或上帝、上天相并列,相提并论,这显然也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政治或社会理想与信仰并不是同一个意义和概念的,把理想和目标当作信仰不仅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也是违背常识的,而中国社会连常识都是缺乏的。一种社会理想,是通过实践和努力或许有可能实现的,而信仰则是永恒的朝向绝对真理,这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抵达的一种无穷无尽的精神追求。

精神信仰直接产生文化和思想,并且也将主导文化和思想,文化和思想恰恰又可以产生并主导政治。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恰恰是政治主导着精神信仰,主导着宗教,并且还主导了文化思想,这显然是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逻辑的。虽然宗教的本身应该是诉求精神信仰的,但是宗教并不完全等同于信仰,因为精神信仰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纯粹理念,而宗教是一个形而下的社会文化形式和组织,所以,往往很多宗教与精神信仰毫无关系,同时也有一些宗教理解信仰的意义又是偏颇、错误或狭隘的。对于精神信仰的理解,往往导致宗教的差异和矛盾,问题就在这里,谁更接近信仰本身,谁就会更加接近真理,这个标准就在普适性,表现在对人类生命幸福的是否提供创造性的发展,是否充分的尊重了人的天赋权利。这一点上来说,文艺复兴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是最符合这个意义的。

政教合一,并不是精神信仰和政治思想的同一,而是政治对精神信仰以及文化思想的绑架和胁迫。要实现政教合一,必须具备两个个基本条件:一是强权,靠武力和暴力制造恐惧,甚至大搞肉体消灭来实现其强权意志;二是愚民,用谎言政治掩盖真相,篡改历史,宣扬仇恨和阴谋,用混淆概念和逻辑,用诡辩的方法对文明进行碎片化解构,导致大众失去常识性的是非判断,从而丧失思考的能力。如果不搞愚民,那么理性思想和精神信仰就会自然回归,那么强权统治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说,要实现政教合一,只有强权是不够的,必须愚民。中国社会从有史以来,这两个条件都可以说是非常完备的,所以说,中国虽然一直有佛教和道教的存在,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精神信仰存在,只因为佛教和道教并没有体现出认知真理的智慧和遵循正义的意志,并且佛教和道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宗教的概念也同样来自西方文化系统,定义是人与神的盟约,是有神论为前提的,是一种具有契约精神的价值体系。最早的法典也是神权法典,在无神论的地区,从古自今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典,因为其权力没有来源,而其法律没故也有信仰作为参照也就没有公平和正义的诉求,甚至连这个理念都是没有的。没有对神的信仰,也就不存在终极意义的思辨,这个终极意义就是绝对真理。没有对真理的追寻,那就更谈不上后来文艺复兴之后的理性思想下的哲学及一应学科了,而理性思想又是在这种道德自律的精神信仰之上发展出来的对生命意志和自由的延伸和更进一步的理解。理性思想和言论在清末民初才初现端倪,可惜时间太短,就在建国后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和文革,把鸦片战争之后对文明仅有的感性认识完全抹杀了。

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是不会产生文明意义的文化的,只会导致社会的全盘倒退,而且对于现代文明还有着极大的破坏力。与此同时,源自于精神信仰所建立的道德体系也会土崩瓦解,全面沦丧,整个社会的文化仅存虚伪和谎言。社会秩序也将沦为丛林法则,除了权力斗争所指向的是人的动物本能——弱肉强食,别的一切具有真善美意义的东西都会荡然无存。至于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才是符合信仰的宗教文化,以及信仰如何决定文化思想,思想如何决定了社会体制?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从未有过文明的亚洲和中国》种去论述。

政教合一也就是一元化的思想和文化,真正的精神信仰就不可能发生,因为真正的精神信仰是超越世俗强权的,这是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对强权专制者最大的威胁。在没有信仰的社会中,也不会有真正意义的道德产生,没有对善与爱以及生命的珍惜,由此更不会有文明的普世价值的产生,人们只会为权力和利益而相互斗争搏杀。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情境恰恰就是变相的政教合一,什么儒释道,严格说非但不符合宗教的概念,也没有追寻善良与爱的文化价值体系,也没有形成神权对强权的有效制约,更没有追寻真理和正义的精神信仰的实质,仅是一种停留在原始巫术层面而又非常低级的方法论层面的伦理说教。就这种斗争在中国是怎样的形式展开的呢?又有哪些变化呢?其思想文化根源和背景又是什么样的,我将在下文《从阶级斗争和权力斗争》去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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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从理想和革命到功利实用主义的中国政治


鸦片战争背后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矛盾冲突,而不是中国一贯以狭隘地域观念和民族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侵略。如果没有鸦片战争西方文明的进入,汉族还是最劣等的奴隶,至今还在跪拜皇帝,山呼万岁,受尽奴役。然而,我们目前的历史观,依旧还停留于一百七十多年前的狭隘民族主义层面,带有严重的地域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以及中国人的肤浅和短视。这样的历史观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对人类文明没有真正的认知,也不具备普世价值,也不具备对真理系统性认知的理性思想,所以,也谈不上觉醒与进步。

正是由于精神信仰的缺失,不具备理性思想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一时间就完全盲目的沦入到理想主义之中。这个理想主义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严格说并不是理想主义的范畴,然而孙中山等人这种横向、简单直接移植西方宪政民主的动机,却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类革命”主义色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提倡三民主义根本上缺乏现实基础和条件,甚至于都不存在现实基础。这个基础包括了理性思想,文化传统,也关系到国民性与大众人格,以及精神信仰等等东西。这些东西,不但中国社会没有,就连那个时期所有人都没有,以至于一百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没有。关于西方民主社会形成的几个基本条件和逻辑,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从未有过文明的中国和亚洲》中去进行论述。他们认为只要“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从制度上能够实行民主政治,那么中国就可以跨入现代文明。这种思想无疑也是肤浅和短视的,所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是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动机之下的简单复制和山寨,最后失败的原因也在于其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客观文化思想背景,缺乏现实基础条件的支撑,而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的革命主义可以说仅仅完成了一部分,那就是推翻了清王朝,但没能推翻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奴隶文化和强权专制思想,以及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人格。真正意义的革命是社会文化思想的转变,以及精神信仰转变,从而带动社会体制的转变,这才是革命的意义。如果说三民主主义只是理想主义的动机,却又有着现实主义的理论,而共产主义则彻底就是理想主义的。完全的理想主义被称为“乌托邦”,也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有假说,然而为什么共产主义最终战胜了三民主义呢?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原因,一是共产主义理想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也就是儒家的“大同”与道家的“郅治”,很容易被国人所接受;二是共产主主义学说根本不需要现实基础,也没有现实的范例参照,具有极大谎言编造的空间,很容易变通和宣传、传播;三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迎合了中国人的阴阳思辨的二分法,就是简单而专制的思维模式;四是,在现实方法论层面,共产党的确抓住了普遍中国人的功利诉求,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诱惑方式,极大的满足了国人机会主义的思想。当然还有外部的原因,就是苏联在地缘上对中国的操纵更加便利,而英美当时对中国又有着重大的战略误判,最终才导致中国社会目前的现实局面。

从清政府垮台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这个时期的中国,无论是哪个政府和哪个党派、那个总统,都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色彩的。直到1949年共产党专制之后,才慢慢发现理想主义只能满足革命的需要,但并不能满足建设和管理中国社会的现实理论需要。这个时期的政治,甚至连皇权专制的安邦治国的程度事实上也无法实现,所以,建国之后的将近三十年时间,整个中国几乎还是在一边宣扬理想主义,而现实里却依然大搞暴力革命。我上文谈到了革命的根本意义,而中国社会理解的革命就是斗争和杀人,以武力和暴力胁迫大众接受新政权和共产主义理想,接受杀人的革命斗争是必须的思想,最终由才导致中国人现在的奴性远超过了皇权时期的奴性。皇权专制时期,还有死谏的大臣和读书人,还有敢于公然指责君主的士子,而如今谁敢直接批判党中央的核心人物?谁敢指责掌握枪杆子的那个人呢?!

通过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等革命主义的三十年,以饥饿、贫困、精神和道德灾难,以及几千万生命消失为代价,中国社会才从革命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中慢慢走出来。这走出来就代表着改革开放,这就意味着中国从革命主义和理想主义中一步踏入到功利主义的道路上,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到如今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然而极端的功利主义很容易膨胀人的原始物质欲望,导致道德和精神信仰的崩溃,那么也就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这个部分的第四章里去做进一步的分析,这里仅限于思想理论层面的论述。

从哲学意义上讲,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区分有着明确不同的概念,实用主义着重实践和利用价值,而功利主义则是以现实利益追求为终极目标。所以,中国在科学技术和方法论层面多是倾向于实用主义,而政治思想和社会整体追逐的却是功利主义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实用主义只是为实现功利主义服务的,而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都是受机会主义所主导的。这就是中国整个社会思想和政治层面的理论解读。

中国的功利主义 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思想动因,不惜以低人权优势,无视国际规则,不计未来和发展,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其目的仅在于经济利益。目前政府政党基本上都把经济目标作为政治目的,那么普罗大众,都是惟利是图,把经济利益当成了唯一的生命追求。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在初期的确很容易表现出经济高速繁荣的态势,而最终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至于这个灾难如何发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将会在后面的章节里去进行叙述。

事实上,中国人对主义的理解还是非哲学的,所以,无论我所表述的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是类似主义的感性理解,而与真正的哲学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这个问题主要在于中国汉语文化没有哲学基础,对概念没有形成明确的含义与阐释,更不具备系统性。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谓的革命本质上还是造反和起义,这是汉语文化的二元对立思想主旨所造成的语义模糊与偏狭极端,没有确指和所指以及缺乏系统逻辑的关联。革命严格意义上在中国还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的革命,是由人们的精神信仰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所推动,是人们的价值观的彻底改变从而形成的社会变革,这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并不一定就是战争与杀人,而是在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真理与正义的精神基础上,针对落后、愚昧、腐朽、过时的否定与颠覆。所以,中国社会,严格上说,从古至今都没有发生过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因为中国人的信仰和思想层面根本上没有改变和发展。

从理论上厘清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本质,那么中国的政治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又是如何构成的呢?又具备了什么样的典型特征?那么政治思想和思想政治有什么不同?我将在下一篇文章《政教合一的党权专制》中去论述中国政治与思想的关系,以及其构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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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缓慢觉醒中的中国

如果说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让中国人接触到了近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那么,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中国人接触到了现代商业文明。我之所以说是接触,我们对事物认知的基本逻辑,先是接触然后才是接受,这个过程也是从表面的认识到深层的认知,最终直到融入进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如今,已经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中国人仅仅只是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思想和文化的改变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并不深刻和完善。可以说,根本谈不上精神信仰的改变,和融入到现代人类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守护者和创造者,甚至也完全可以说成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所以说,中国社会的改变依旧还是形式上的,中国传统汉语文化和思想仍然还在主导着中国人的人格和精神,至于精神信仰层面可以说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这一百七十多年,就是不断西化,不断接近文明,不断走向理性和不断觉醒的漫长岁月。但是,我们目前可以说抵达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还非常遥远,丝毫也谈不上崛起,更别说超越。

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任何层面都表现出这种形式主义的现象,无论是政治、教育、艺术、科技、工业、商业,等等,都可以归于形式主义的范畴。为什么是形式主义的呢?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社会的觉醒不够,没有能够真正的接纳现代文明的思想和文化,依旧还停留于传统汉语文化的精神之中,被传统的机会主义所蒙蔽,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还是非常肤浅和表面的,所以才导致了现实中国社会全面形式主义的泛滥。

现在网络的兴起,加速了中国社会觉醒的速度,但是目前觉醒的程度依然不高,还无法达到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更不可能达到革命性的需要,形成和满足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纵观网络言论,主要集中在对执政党和社会现实现象的批判与揭露上,然而对于更深刻与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精神信仰、智慧意志和思想等因素,还没有系统性揭示、阐释和理性梳理的能力。执政党和社会爆发的现实现象只是表面的,而文化和思想才是深层次的问题,而精神信仰缺失才是最为本源与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问题是病症,而文化和思想是病理,精神信仰是病因。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发现问题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文化和思想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无论哪一种文化和思想都直接来自于其精神信仰。所以,中国社会的觉醒缓慢而长久,如果按现有进一步退三步,就算五百年也很难说能融入人类的现代文明。

正是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前几年互联网能与国际接轨,致使中国人的反思更近了一步,只可惜,这届政府高筑防火墙,就此固步自封,使中国很大一部分人直面世界的这种反思成了昙花一现的局面。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先觉者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但几乎都是片面和零散的,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更没有理论形成和相应的方案产生。这个问题,主要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人类文明这两者都没有理性清晰的认识,加之传统文化的断层与对西方文化史了解的欠缺,很多人都不读典籍和文言,如此一来也难以去比较,故也没有明确的结论。

中国社会目前最需要的,就是通过社会问题爆发出来的现象,深入到对汉语传统文化和思想层面,进行全面和彻底的反思。只有在彻底反思汉语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才可能认识到精神信仰的宝贵和必要,同时也才可能抵达对真理的认知与理解精神信仰的本质。这个过程,比起从社会问题现象深入到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要更难,一个是发现问题,一个是探讨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文化到精神信仰则是终极意义的思辨和重建。这个难度在我看来,仅靠中国人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与此同时,还要对比西方历史文化,找出问题存在的客观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案。

就目前中国人觉醒的程度来看,只有少部分的人才意识到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着整体性和普遍性的、而且是非常危险和深刻的问题,并且也是灾难性的。而通过现实社会存在问题能够深入到传统文化思想反思则是少之又少,对于精神信仰层面反思则更为稀有,至于形成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文本则可以说还没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发现只是我们反思的基础,而鉴于中国政府的专制程度对言论的严格控制,加之国人的愚昧和愚蠢的程度,就算是对现实社会爆发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能够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更不要说达成普遍共识。所以,中国目前的觉醒程度在文化和思想上可以说是超过了民国时期,而对道德、精神信仰以及文明理性的认识却远不及民国时期。这虽然说不上是一种倒退,但足可以说明汉语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顽固,以及中国人的愚昧之深,愚蠢之重。

谈到觉醒,所指的是从感性到理性,从蒙昧到文明,从专制到民主,是人权与自由的实现。觉醒不仅仅只是一种价值观的塑造和改变,而是改变价值观的同时具备精神意志,也只有如此,所谓的觉醒才会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这个不难理解,就是首先知道什么正确的,然后还要具备敢于去捍卫正确的勇气,从而抵抗愚昧与罪恶。后者完全出自于精神信仰所产生的意志,这比起分辨是非更为艰难,但二者都不可或缺,也可以说同等重要。我相信中国社会目前不仅是缺乏对存在问题的深刻认知,同时,也不具备这种抗争的勇气和精神意志。总体来说,所以,还不存在觉醒的实际现实力量,就是形成普遍性和组织性质的力量,这也是孟德斯鸠所说的“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

在中国这样的觉醒程度,那么那些先行者和所有时代的先行者都一样,将会是充满孤独和苦难的。可是这种孤独和苦难是造物主和神赐予我们的责任,这是对精神信仰最为有力的证明,所以也是必须的。只有在先行者们觉醒的基础上,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觉醒者加入,然后形成实际的社会变革力量。然而这个过程是艰辛和漫长的,同时按基督教的说法这也是幸运的,因为这是神对你的拣选。我们抛开宗教不谈,至少觉醒者尊重了生命的意义,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有价值,甚至会影响到历史。是的,还有什么比带给大众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更叫人快乐的事呢?哪有什么比追求真理和捍卫正义更有意义的人生呢?又哪有比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奔往信仰之路更为幸福的呢?!

这一章到此结束,下一章《第二章,中国的政治现状》,我将主要谈及中国的政治现状,从政治制度设计到执行,叙述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运作模式,以及中国政治与个体命运的关系,推论中国政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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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国人和华人的差别与差异


国人通常是指大陆人,也就是目前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辖区之内,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人,统称大陆人或国人。而华人则包含了大陆、港澳台、新加坡,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华侨华人。而从数量上来看,全球华人的人口总数超过十四亿,2015年人口普查大陆人口为十三亿六千七百八十二万,占了华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世界各地华人和港澳台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亿人,不足百分之十。所以,中国的主体社会还在大陆,而大陆国人的精神思想现状我在前面的文章都有所提及,而其他的几个主要相对稍稍大的一点的群体,大体上可以分为台湾、港澳、新加坡、欧美华人、东南亚华人以及其他地区华人。

然而所有的华人群体,目前只有台湾和新加坡才有政治实体的存在,新加坡属于独立的国度,而台湾虽然有政治实体,但目前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度。香港和澳门主权归属于中国大陆,有相对自治的权利,而近些年逐渐受到中国大陆很大的制约与左右。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来比较,无论从政治、经济、人的思想和精神来看,越是西化的地区越是进步。也可以简单的说,中国所谓的现代文明,就是不断西化的过程,越是西化,那么就越加接近现代文明。我这么说,会让很多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深恶痛绝,但事实就是如此的,因为无论从文化思想、科技教育、政治制度,能称得上现代文明的,中国一样也没有。新加坡虽然是华人构成的主体社会,而语言则是英语为主,虽然其政治并没能如欧美完全民主化,但思想和文化基本上都已经西化,或者说西化的程度比较高。而在欧美不是以华人为主体的政治国度之中,一些华人华裔基本上完全西化,脱离了汉语的母语文化,摆脱了中国现实和传统、以及政治和历史的影响,可以说有一些少数人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文明。

我们所说的西化,其实这是一个表述极其不准确的词汇,而且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文化区分的说法,同时也是一个表面的说法,更是地域区域性质的狭隘观点。事实上西化,在文化上是英语化,精神上是基督化,政治上是民主化,人格上则独立化,思想上则是自由化。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也无论你是来自亚洲大陆的还是非洲的,任何人都希望获得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拥有有尊严的人生和安全的生活保障。无论哪种文化,也无论哪种精神信仰,能够创造出文明的,那么就是更加接近和真理和正义的。所以,你到底是哪里人,这对于人类生命幸福这个终极意义来说,根本上一点也不重要。

而现实里呢,无论是新加坡、台湾、港澳,以及其他区域的华人,整体上来说相比之大陆人虽有很大的改观,文化思想和行为都更加趋向于现代文明,但和真正的现代文明依然还有着很大的距离。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华人的群体过于庞大,群体性的落后很容易淹没个体性的进步,华人在世界上被人怎么看待和所处的位置,我相信很多海外华人比我清楚,为什么呢?还是整体性的落后所导致的,才会被认称作“黄祸”,厌恶中国人的行为和嘴脸。又则,特别在欧美很多华人社区状况基本就是一个小大陆,这不仅仅是一种种族认同,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从种族认同上来说,中国人基本没有纯粹的种族血统,而文化认同则也是一种对落后的认同,对愚昧的认同。这么说吧,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基本上只是现代文明的一个表面形式,而新加坡台湾,港澳则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思想和部分的文化,而精神信仰层面则远远落后于现代文明。这个精神信仰层面不仅仅只是信仰基督教的问题,而是人们普遍具备个人意志与独立思想,真正具备追索真理的智慧和遵循正义的意志,以及拥有与现代文明相匹配的系统性理性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文明最为根本和最为关键的所在,在社会和群体体现的地方那就是哲学、艺术与科技的创造创新能力与影响力。

很多海外华人,基本上还抱着原始的族群认同,以肤色地域分亲疏的狭隘种族与地域观念,如果美国社会大都是华人这样的认识,那么奥巴马根本不可能当上总统。这个族群认同还停留于生物性的血统血缘,地域观念则是依旧无法摆脱汉语传统的奴隶文化对他们人格精神的塑造,这和现代文明的理性精神是完全背离的。人们为什么容易停留于血缘种族的生物性族群认同,这是人本身就属于生物的根本特征,然而文化认同则是与现代文明相敌对的,文化认同的背后就是缺乏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人格精神所导致的。由此,从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就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整个华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依旧是非常缺乏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恰恰是现代文明的根本和根源,也是西方文化文明成果对于人的人格精神最具文明意义的改变。再则,华人、中华民族、汉族等等都是伪命题,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去论述。

整体上来说,华人群体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还非常遥远,绝大多数仅还停留于事物的表面,也就是衣食住行这个现象层面的,而从文化系统和思想系统来说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更不要谈及到精神信仰的领域。如果我们想改变,首先是需要改变我们的认识,那也就是思想。中国社会是否有所改变?改变程度和进度如何?而目前的中国思想又有哪些改变或正在改变的呢?我将在下面《缓慢觉得中的中国》一文去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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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一个愚蠢麻木懦弱而又虚伪暴虐的群体


总体说来,中国人绝对多数还是奴隶人格,这种人格的养成是因为几千年来的暴力统治给人们造成的恐惧,以及汉语传统奴隶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对于国人奴隶人格的养成,首先是被家庭传统习俗所影响的,然后才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被教育的。整个中国社会,通过暴力杀戮和汉语文化的机会主义思想的蒙骗,再加上佛教的共同作用下,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强权专制中,才逐步形成了大部分中国人当前的人格现状。这样的人格现状分解开来主要是愚蠢、麻木、懦弱、暴虐、狡诈这五种精神情态。这是非常矛盾的人格,具有多层次和多面性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结构,并且具有明确的人格分裂特征。这几个因素相互交织,互相关联,同时互相冲突。如果从精神病理入手去分析的话,那么这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族群,而且这种精神疾病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远远超过现代精神病理学所能解析的范畴,因此,目前也谈不上有任何治疗的科学方法。

愚蠢首先不是智商问题,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因为道德的丧失而变得愚蠢。关键中国人谈道德,道德到底是什么呢?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道德的概念和意义,以及道德产生的逻辑。道德是精神信仰层面的,也就是按照造物主或神的旨意,遵循真理和正义,去行事做人,这便是有了道德。在汉语文化中的“道”被赋予了真理规律和信仰的精神属性,天道大致也可以理解为真理或正义,那么“德”原本的造字是“心器”的意义。意思就说,人的心灵和思想好比就是一个器皿,如果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承载了上天和神的的意志这个“道”,那么这个人就具备了道德,如果这个人在日常生活行为里能够体现出这种上上天和神的意志,那么这个人就是有德行的。这就是道德的原本意义和延伸逻辑,然而现实里那些大谈道德的人,对道德的概念根本上都是不知道的,更不要说领悟和知晓什么才是上天和神的意志,什么才是真理和正义的道。这个里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文化从《易经》以后,所谓的至高无上的终极意义和“世界观”的“天”,最终又被“方法论”的“道”所取代,并且从“天道”又沦为“王道”。无论如何,都没有事物本源和终极意义的精神信仰产生,从而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宗教产生,所以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或者是只有虚伪的道德、继而才造成了中国人一贯愚蠢的人格事实。关于天,这里只是我将其等同于神和造物主,是为了叙述的需要,但汉语文化的天本质上依然还是个伪命题,缺乏神学的支撑,也没有指向绝对真理和事物的本源。对于愚蠢只能靠信仰救赎,也就是只能让愚蠢的人拥有道德,而绝不可能靠教育改变,这是中国目前存在最为深刻和最难以改观的问题。

麻木的精神情态首先是因为缺乏对真理认知的智慧和对正义遵循的意志,同时长久存在于悲剧之中而导致的精神萎缩。智慧和意志同样是直接来自于精神信仰的,就是对真理的探索认知和对正义的坚持信念。正是由于中国人缺乏精神信仰,从而丧失了智慧意志,道德虚伪、文化又是为强权服务的,也才导致在现实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中,长久的面对悲剧,而慢慢变得麻木。麻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基本都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这与西方“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的思想则完全是相反的,背道而驰的。一个社会,一种体制,本身就关系到一个族群里的每一个人,自由虽是个体的,而公平正义则是群体的。如果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可以被肆意侵犯和剥夺,那么,一个族群就不会存在公平和正义,最终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将会遭到侵犯与剥夺。这就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也是自由和平等的逻辑,同时也是西方社会的人为什么不麻木和冷漠的真正原因。在“枪打出头鸟”的恐惧意识下,对正义的绝望,麻木就成了人们自保的行为习惯,并且逐渐成为精神传统而被继承,最后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并形成人的人格精神。眼不见为净的自欺方式,对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情就漠不关心,装着看不见,装着听不见,装着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真的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和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麻木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冷漠,对他人苦难的冷漠,对不公的冷漠,对无利于自身的一切冷漠。最后,甚至到对残酷的麻木,对罪恶的麻木,无视一切正义是非,彻底的麻木和冷漠,最后仅限于自我原始求生的本能。

奴隶人格表现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懦弱,畏惧强权,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现实力量,有害于自己的生命和利益的时候,人们就会放弃真理和正义,放弃自己本应该有的天赋自由权利而屈服于强权势力。甚至连基本的是非也不会坚持,很大程度上还依附于强权,听命于强权,沦为强权的工具和填充物。懦弱的本身也是因为精神信仰的缺失而导致失去正义的勇气,没有抗争精神,很容易被一种恐惧所胁迫。在恐惧之下,人们不断的放弃抗争意识,最后甚至连思想的权利也一并放弃了,仅剩下服从。中国绝大部分人的人格精神都具有懦弱的特征的,大部分人虽有不甘,但面对残酷现实和强大力量威胁的时候,他们通常不会进行极端的暴力反抗行为。

暴虐是懦弱的反面,因为强权和专制意识的压制,人们得不到正常的爱、理解、尊重、宽容、同情……在违背人自然性的生存坏境中,长久压抑而形成。由于强权对人生存权利的绝对剥夺,人的求生本能便成了最大的人生追求,如果在自己生命可以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那么对于弱者,人们便会爆发出极端的暴虐来。以对弱者施暴、虐待、进行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以此来释放自己内心的恐惧、压抑、仇恨、愤怒,并以此来平衡自己扭曲的心态。这是极其危险和可怕,只要强权缺席,那么暴虐的中国式人格将会造成更大的道德灾难,以及更加深远的社会现实苦难。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精神信仰的缺失所导致没有认知真理的智慧和遵循正义的意志、文化和道德沦入虚伪,社会依赖强权暴力,人在这种被剥夺一切权利的生存环境中,种种事实都是违背自然和客观的,从而造成人的仇恨心理的积压与积累,一旦宣泄、爆发或表现出来,那就是暴虐,并且成为灾难的原始动力。因此,中国人基本上人人痛恨强权,但人人都渴望强权,表面上都批判强权,而背地里却都在追逐强权。社会现实里也是充满了互害的恶行,以残酷为快乐,甚至也有极端毁灭一切的冲动。

狡诈也是中国人人格的主要特征之一,狡诈和虚伪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同一个本质的内在与外在形式的区别。这种虚伪和狡诈的人格同样是在信仰缺失导致的智慧、意志、道德的丧失下产生的,加上强权胁迫的现实,发于原始求生本能的动机,才形成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个体的人身上,就是不诚实、虚伪、说谎、欺骗、圆滑……狡诈的本身也是一种极致的机会主义思想,在信仰、道德的缺失下,没有对真理正义的认知与坚持,围绕着自己的原始生存欲望而展开的一系列虚伪的功利行为。

这几种人格特征同时存在于中国人的灵魂之中,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具体不同的环境而相应产生不同的表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根据不同的人和事,就可以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分裂表现出五种人格特征,而且每一种人格特征的表现最终都指向具体的功利目的。而贯穿和指导这几种人格的文化则是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机会主义思想也被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是一种智慧,充满了强盗逻辑和诡辩的意义。比如“忍一时风平浪静,让三分海阔天空”,以精神胜利法,比如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丈夫能屈能伸”、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难得糊涂”……等等具有浓烈机会主义的文化和思想。这里面整体上来说就是信仰的缺失,失去了认识真理的智慧和遵循正义的意志,导致真正道德的丧失和文化的虚伪。表现在社会体制上,极为重要的就是没有产生出西方的世俗的宗教组织在精神指向真理与正义、具有智慧和意志的含义,具有爱、包容、宽容、平等、尊重、理解的文化意义,同时其组织又可以在现实中制约权力。由此,中国社会历史以来权力都没有得到有效制约,这也是中国从古至今只有强权意志一元存在的根本原因。

整体上,中国社会是被机会主义思想所主导的,而绝大多数的人格精神又是愚蠢、麻木、懦弱、暴虐、狡诈的,这些可以说是整体性的描述,而中国社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精神思想现状,又有哪些群体呢?他们之间有何区别呢?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的文章继续讨论【1.1.5】《国人和华人的差别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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