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权力角逐,欲望与利益


中国的政治,古往今来,都与中国汉语传统文化思想一脉相承,就是以 “王道”展开的强权意志。事实上,把社会制度体系归纳为“政治”的这一概念,是我们清末民初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而日本又是脱亚入欧时期从西方转译的。同时政治学属于哲学解构下的子科目,这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范畴,中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所以根本也没有政治学之类的其他学科。王道的核心基本等同于强权与王权,而中国所谓道统文化,事实上仅是围绕王权、王道而展开的虚伪伦理与道德观,是一种原始、简单和粗暴的愚民方法论,这个伦理道德观和方法论又仅止于统治之术的范畴,与现代的政治概念根本没有太大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样的中国文化思想背景,所谓的“王道”根本上就是“王权之道”或者是“统治之术”的意思,这也是我为什么把汉语传统文化归纳为奴隶文化的原因。王道既然就是统治之术,那么王权又是什么呢?就是强权意志,强权意志也就是出于人的动物本能和原始欲望为基础的,本质上是没有任何文明意义的。中国的集权统治,几乎都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始和野蛮而又极具欺骗性的文化和思想上的,事实上,仅仅只是出于动物本能欲望,这个本能欲望正是强权产生的最为根本的动力。

既然王道是为王权的统治之术,王权又是出于原始本能欲望,那么这个欲望在现实里就是利益。所谓的利益就是人们所需求的,所欲望的,想得到的,包括人类社会一切必要的生存资源。然而人的欲望本又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没有遵循正义的意志和信仰真理的智慧,那么欲望就会肆意泛滥,不断膨胀。由于统治者的强权本来就是为了满足其原始欲望的,那么随着统治者的欲望不断膨胀,那么他们就会不断加深掠夺和奴役被统治者。这种掠夺刚开始通常都是隐性的,以巧立名目、通过恶意立法等等形式来掠夺大众,这种隐性掠夺主要集中在财产和财富方面。而当这种掠夺不能满足统治者欲望需求的时候,那么这种掠夺就会赤裸裸的以暴力呈现,他们就干脆用武力和暴力进行直接劫掠。这种劫掠和掠夺也是从财物、财产,慢慢深入到对大众权利的剥夺,甚至是对大众生命的全面剥夺。当大众生命遭到掠夺的时候,要么就是战争、要么就是饥饿与疾病大面积爆发,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人类历史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灾难都人类自己造成的,而不是自然造成的。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因为强权的本质就是满足于当权者的原始欲望,而人的欲望又是无穷无尽的,强权之所以是强权就在于得不到有效制约,那么社会灾难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对强权专制有效的制约首先是对人性的制约,然后才是社会秩序的规范,那就是道德与法律。恰恰,中国传统文化仅是维护强权统治的,并没有产生能够恰当约束人性的道德和建立符合人性的法律。中国人通常所说的道德和法律,与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律根本就不在一个语境,而且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是同一种理解。这是属于文化系统的,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讨论。

这里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不是仅指现在既定的当权者、统治者或被统治者,也不实指某个个体的人当下所处境遇。因为,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原本的当权者和统治者也有可能沦为被统治者,那么也有被统治者可以通过钻营上位成为统治者和当权者。这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不是实指现实既定的阶级身份和具体的人,而是指向这种文化思想所产生的二元社会结构。无论是谁,也无论他的出身,只要沦入这种文化思想,进入到这种体制,最终都会进入丛林法则,成为极权和中国社会灾难的推动者。

中国原本的皇权专制是以宗族血缘为基础的,来自于“君权天授”的世袭,这与西方的“君权神授”形式是差不多的,只是中国的“天”是一个虚假的存在,而不像西方的“神”有宗教的实体支撑,其教义并具备了哲学意义。这个 “天”尽管虚假,但逻辑上还是被世人普遍接受的,而宗族血缘为基础的皇权专制集团相对党派专制理念简单,当权者数量也不多,管理起来因为血缘关系也相对方便。而如今的党派专制,原本最初是因为理想主义,为了一个美好的憧憬走到一起,大家还可以分工协作。为了一个理想,尽管这个理想是盲目和感性的,但毕竟不是为了权力和个人欲望。但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个共产主义理想根本就是乌有假说,而社会主义也根本就不成立。虽然中国社会绝多数人并不能从理论层面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的错误,以及辩证法的野蛮和诡辩,但感性上基本上都不再相信共产主和社会主义了,他们唯一可以相信的只有自己的利益,那就是只在乎自己的原始欲望。

在这种失去理想主义之后的党派专制,从根本上来说就已经完全失去了其精神和思想的支撑,仅仅只是靠利益和强权勉强维系。权力拥有者,继续宣扬马列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权力寻找合法性,这确确实实是一种欺骗的手段。虽然这种欺骗的手段并不见得完善,但其深奥和复杂性也是普通人所难以理性认识的,加之对于无知、麻木和愚蠢国人来说,这已经足够让他们陷入茫然的深渊,而且无从分辨。在精神和思想缺席之下的历史阶段,如果要维护党派专制,这也是不得已的唯一的办法。事实上,理想主义早已不复存在,已经破灭破产,剩下的只有人的原始本和本能的欲望诉求,所以所有的人都希望获得更大权力,或者攫取更多的利益。在共产主义理想破产之下,一群非亲非故的人只因为利益和原始欲望,走向了权力争夺的道路,最终只有赤裸裸、血淋林的利益搏杀,从集权奔向极权。在没有真正的道德和法律制约之下,这样的体制就只能陷入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且阴险狡诈,无恶不作而又极其虚伪。没有爱与宽容的文化来调和社会,没有真诚、没有真实和真相来认知和反思社会,也没有理性没有契约精神来规范社会,更没有信仰真理的智慧和遵循正义的意志来启迪和引领社会……只有凶相毕露的权力斗争和赤裸裸的原始野蛮欲望,以及荒诞绝伦的谎言与极致虚伪的道德作秀。所有的人,心里只有利益和欲望,可以说,所有的人,这个社会没有清醒者。纵使有一些希望清醒的人也因为没有信仰的智慧和意志,无法穿透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迷障,不能超越自身的无知和人格缺陷,或无法摆脱现实的桎梏,或根本没有理性确知的方向和缺乏坚实系统的理论方法……所以,只能在仇恨与愤懑的情绪中挣扎和痛苦。所有的人,都在用力推动这个古老而野蛮的民族奔向极权的漩涡,走向大崩溃和又一轮的灾难!

这一章主要着重于对中国的政治现状的分析,我们几千年都是皇权专制,但从民国开始,中国就因为理想主义的泛滥进入党派专制时期。党派专制的权力主要是靠斗争来完成的,在理想主义存在的时期是阶级斗争模式,后来理想主义破灭,那么则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文化和思想本源还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和汉语奴隶文化,其实这是非常原始和非常也野蛮愚昧的,根本上还是在于缺乏求真的精神信仰,丧失了认识真理的智慧和坚持正义的意志所导致。这是政治层面的理论解读,在下一章,我着重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因为教育本身就预示了社会的未来,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积累的整体表现,同时又是现在文化形成的集中体现,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请继续关注,第三章《中国的文化与教育现状》之《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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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党派专制,从集权到极权的二元模式


从秦朝以来至今,中国无疑都是集权专制,而在民国以前,这种专制可以完全归类于“皇权专制”,就是“君权天授”的“天子”,以原始宗族血缘为纽带所建立的强权专制体制。至于“君权天授”与“君权神授”的区别,我将在本书的第二个部分《从未有过文明的亚洲和中国》里去进行论述。而如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客观事实上依然还是专制的,那么现有这种专制模式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原始宗族血缘关系的,而是以宗族血缘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党派专制”。

宗族血缘是生物性质的,以基因传承本能为基础的,理想主义则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为基础的。这二者都是缺乏现实主义基础的,现实主义也就是“此在客观性”,也就是缺乏对此在当下的客观认知基础。文化思想和精神信仰是属于集体的、族群的,中国社会除了缺乏对属于集体意志范畴的精神信仰、文化思想的客观认知,那么,这个族群和集体中的个体同样也是缺乏对于自我的认知的。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真相与真实,而真相和真实正是指向未来的真理和正义的,那么要得到真实和真相,不仅要参照指向未来的真理和正义,而且还要反思过去和历史,这样才能得出现实的真实和真相,在此基础上才能抵达真理和正义,这是一个具有完整的逻辑。而宗族血缘则是停留于原始和历史的,理想主义则完全指向未来的,两者都是脱离了真实和真相的现实的。无论是宗族血缘还是理想主义,根本上就缺乏对真理和正义的信仰和遵从,从而也就丧失了抽象的智慧和探索的意志,同时又缺乏对过去和历史的深刻反思。过去、现实、未来,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完整逻辑,三者缺一不可,所以如果缺乏对过去的反思那么就不会有现实的真实和真相,如果缺乏现实的真实和真相就不可能抵达未来的真理和正义,如果没有对未来真理的信仰和对正义的遵循那么也不会有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和客观的反思,同时也不存在进步的动力。我们也可以说宗族血缘就是丛林法则,脱离了真实和真相的理想主义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欺骗,由此,中国现实的政治就是丛林法则加传统文化的虚伪和理想主义的欺骗,就构成了现实政治的真相与真实。

那么中国的政治恰恰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并不具备对真理的信仰和对正义的遵循,所以我们至今对历史也没有深刻和客观的反思,从而拒绝现实主义,害怕真实和真相。而真正意义的民主制度则是以真理和正义为终极诉求,以社会的公平公正为基本原则,以生命的自由和平等为出发点而建立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从根本上是超越了原始生物性的血缘关系的,但又并不违背人具有生物性的实质,比如西方的商业和经济财富的传承还是基于宗族血缘的,而权力则是归于大众靠选举产生的,根本上政治与权力已经没有宗族、种族等血缘的痕迹。而中国的政治是则是“红色”血缘为基础的,佐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属于理想主义的范畴,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文化思想根源。

我在上文已经论及,从清末到中共建国初期都是革命主义和理想主义,而后来理想主义就被功利实用主义所替代,这是一种必然,由于理想主义的缺乏对真理的信仰和正义的遵循,失去了智慧和意志,没有了真实与真相。当人们失去了真实和真相,那就意味着失去了理性,那么社会秩序的理性意义也就不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制也将不复存在,唯有强权暴力勉强维持,但最终也会因为这种秩序根本是违背人性的,是让人痛苦的,所以必然会遭到颠覆。这个颠覆并非等同于真正的革命性的进步,中国历朝历代的颠覆都是起义和造反,这仅是围绕强权意志而展开的权力斗争的形式。真正的意义的革命,恰恰是因为精神信仰的延伸和发展,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前提下而引发的社会变革,这是推动文明的。而中国的社会改变,仅仅只是朝代的更迭和权力归属的变迁,而精神信仰和思想并没有任何本质性的改变。直到如今,还是轮回于权力角逐和原始欲望的争夺。因为权力可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权者的原始欲望,无论是性欲食欲和占有欲,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地满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丛林法则,也就是强权意志,而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中国文化非黑即白的文化体系的本身就是专制的,缺乏对真理的信仰和对正义的遵循,不具备对平等自由的认知和理念,所以也就没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的追求。中国非黑即白的阴阳学说,严格意义上和辩证法有极为相似的地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去予以论述。

简而言之,正是这样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没有真理与正义,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文化思想,导致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走不出强权意志所主导的丛林法则。原本靠原始血缘为基础的皇权君主专制虽然谈不上文明,至少在人的生物性层面还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而现在原本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的党派专制,现又沦入了功利与实用主义,极尽虚伪、贪婪、野蛮的实质与境地,这不仅仅只是不接纳人类现代文明的问题,而且是直接反人类现代文明的,直接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阻碍与敌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社会未来将会遭遇的灾难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并且在我看来也是无法逃避的一种必然浩劫。

在中国,无论是前期的国民党还是一贯以来的共产党,只要没有反对党存在的体制,都是党派专制,只要是党派专制其思想和文化都是来自于强权意志的结果。虽然都是专制,专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从国民党专制到共产党专制时期,中国的政治基本上都是在集权和极权的二元模式之中轮回。党派专制的集权,就是由该党派少数人进行权力分占,而极权则是权力绝对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集权是一个群体的,而极权则完全是个体的,比如建国之前,共产党基本是集权制,党政军权力分别占有,而到文革则发展为极权为毛泽东一个人占有。随后,毛泽东死后他的极权又被重新分配为新的集权,而到了习近平时期以反腐为名拿下大半常委,权力不断集中,又开始从集权走向新的极权。

极权的本身就等同于灾难,无论是纳粹的德国,还是前苏联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都充分证明权力的绝对集中只会造成灾难,而不可能缔造文明。权力越是集中那么极权现象就会越发严重,极权程度越高那么造成的社会灾难就会越是巨大和深远。正因为专制的根源是因为愚蠢造成,而愚蠢则是因为没有对真理的信仰和对正义的遵循,也不具备真正的智慧和意志,所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与法律。极权只有弱肉强食的强权意志和丛林法则,只有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只有始终围绕原始和野蛮的欲望而展开的一些列搏杀。所以,集权只是理想主义的虚构,因为脱离了现实的真实和真相,没有真理与正义的引领,缺乏理性思想的塑造,是随时都会幻灭的,也是虚伪的。而集权的最终归属,还将回到权力斗争的现实和真相中去,直到发展为极权,造成社会大面积的灾难,然后随之崩溃。

至于极权崩溃之后是否走向文明呢?其实不然,中国经历了文革,但并没有象罗马尼亚那样走向多党竞选制的民主制度,而是再度回到集权专制。所以,从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经历的灾难远远多于西方社会,但一直都处于轮回和原地打转的状态,这其中的根源依然在于中国社会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问题。我敢说,如果中国社会族群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得不到彻底的改变,那么这样的灾难将会伴随这个族群直到灭亡那一天,并且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的进步。

社会体制是一个族群集体意志的体现,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意志的结果,而中国人往往喜欢把历史功过归于某一个人,而无法进入更深层次关于文化和信仰的探讨。事实上,是精神信仰决定了文化思想,文化思想又塑造这个社会的人格精神以及建立了社会秩序。所以在这种文化思想之中,就只能造就这样人格精神,也只能是这种体制,这就是集体意志的体现。进而,在这种体制中谁掌握了权力对他个人或许很重要,但对于整个社会其实并不重要,不是张三就是李四,但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都逃脱不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根本就在于这个体制的人,普遍都是专制思想,都被强权意志所左右和裹挟。

近年,无论从封锁互联网、整顿网络言论、大肆删帖封号等言论管控,还是加紧经济控制、对异见分子的打压、国际关系的紧张,以及大拆基督教的十字架、抓捕人权律师等等事实来看,充分证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倒向了极权。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反腐的名义斗倒了大批的高官和常委,逐渐获得了绝对的权力。所以,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从集权到极权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了,而是从集权到极权正在进行的现实真相。大批的高官倒台,九大常委半数被拿下,这些原本被分占的集权逐渐往一个人手里集中,逐步进入极权时期。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走入极权,那么就是中国新一轮灾难的开始,这个灾难引发的临界点最终将会表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之上,也就是说当中国的经济崩溃就是极权的临界点,也将是中国社会全面崩溃和灾难的大爆发到来。

从集权到极权的二元专制模式,不是因为某一个人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这个人无论是谁都并不能决定集体意志的社会体制,仅可能影响到专制的程度与个别事件之上,而根本不可能成为决定或扭转历史的必然条件。因为,中国社会的集权和极权的二元模式的根本是因为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所导致的整体性问题和系统性问题,而不是某个人的特殊行为导致的。就中国社会现实来看,恰恰又是处于从集权专制到极权专制的发展趋势,但集权专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的集权专制文化和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呢?又是如何发展和进行的呢?这种发展在现实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这些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权力角逐,欲望与利益》中去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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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虚伪道德与现实利益维系的强权专制秩序


从历史以来,中国的社会都是以虚伪道德和现实利益维系的强权专制秩序,其精神根源就在于汉语文化是以“王道”为核心宗旨的强权意志,虚伪道德和利益诱惑都是围绕强权意志而展开的,并且是为了强权专制统治而服务的。所谓的强权专制,就是以武力和暴力剥夺普罗大众的个体权利,进行高度集权的强势专制统治手段。由此,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后来的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几乎是所有汉语文化,无一不是由此展开的。也可以说,强权意志和虚伪道德就构成了汉语文化的全貌,这个根源又是源自于精神信仰的缺失所导致的,这不仅仅只是落后的、原始的,并且也是愚蠢和野蛮的。强权专制统治就是以剥夺大众的基本权利,剥夺大众基本权利包括言论、政治、迁徙等等的自由权利,也就是剥夺了大众的天赋人权。当一个人失去了天赋的权利,也就是失去了与生俱来的权利,失去了上天和上帝赐予的权利,那么也就意味着背离了真理和自然,那么人的存在就会感受到痛苦。人们在痛苦中就会反思和反抗,那么虚伪道德的愚民就成了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的手段。当然,群体的愚昧愚蠢是可以依靠强权和虚伪道德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来解决的,但是愚民对某些个体来说,强权无力解决的,甚至于有些个体本身就是强权拥有者和行使者,这个时候,那么利益诱惑就成了最为有效的拉拢手段。现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还专门成立了打击与拉拢反对和反抗者的组织部门,那就是统战部。当然这只是政治体制所反映出来的这样的思想,而现实之中,各行各业,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习惯于这样的手段:先是准备一套说辞,或戴高帽阿 yi奉承,或称兄道弟道德绑架,或弄虚作假欺骗隐瞒,……总之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若是无果就以强势打压,若是强势打压遭到反抗并危及自己的利益,那么就施以利益诱惑加以拉拢,让其成为强权的一部分,成为利益的分赃者。正是这样的思想,所以,中国人社会那些抗争的人也多是与真理与正义毫无关系的,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最好的结果,那就是被利益拉拢、被“招安”成为强权的分赃者和共享者。

在汉语文化之中,或者是在中国现实里都一样,或以标榜大公无私,或以塑造道德楷模,或以宣扬忠信顺从的道德观,或以大谈无私奉献和牺牲,或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进行虚伪道德的大面积愚民。我们不说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地域观念和种族观念所延伸出来的狭隘思想,假设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正义正确的,那么我们所谓的道德仍然是虚伪的,而其实质上还是强权意志的。强权意志的实质,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最高权力,谁就可以合情合理的绑架国家和民族,并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来实现某个人的强权意志。这个强权意志并无真理与正义的含义,仅仅只是满足某个人的私欲和愿望,不存在任何的文明意义:平等。

我们看看现实中,那些宣扬节约节俭的人,他们却是最为铺张浪费的一群人;那些身披民族脊梁荣誉的人,早早的转移了财产;那么高唱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的人,早早的就移民去了别的国度;那些大谈国学国粹的人,都把子女都送去欧美读书……所以,中国社会的道德,只是统治者拿来欺骗民众和愚弄民众的一种手段,是虚伪的,严格说这并不是道德的真正含义。真正的道德是源自于信仰的体现,承载了神的意志,【神的意志本身就是真理的含义,只是说法不同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哲学的】具备了善和良知的实质。道德是法制的保障,法制是道德底线,所以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的道德,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法制,根本就在没有直指真理和正义的信仰和精神追求。

由此,可以说强权意志完全体现了人性恶的欲望,并没有满足人性善的需求。而这种强权意志以及其产生的文化,最终导致的只有社会不断循环轮回的灾难,不可能诞生具有文明意义的观念和价值创造。那些强权攫取者和占有者,他们的后代与亲人也同样遭受被人剥夺基本人权,受尽奴役,所以,强权意志根本上也是愚蠢的。愚蠢就是没有精神信仰,不遵循真理和神的意志,从而违背客观真理和正义,所以才会丧失理性,也没有平等和自由,社会也不会有公平和公正。中国社会,在这个逻辑系统和逻辑链上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是极为鲜明的,所以否定传统文化仅仅只是思想范畴的,更进一步,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信仰的缺失。我在前文已有所论述,愚蠢是道德问题,不是智商问题,而道德恰恰直接关系到的就是精神信仰。

无论是从中国历史还是现实,社会体制与文化信仰,都是以强权意志为归属的,虽然这种强权意志发生于人的原始本能欲望,经过数千年的雕琢其不仅仅只限停留于原始欲望的层面,而更是对人性恶的极致推崇和发展,而真正以善为核心的道德不但没有发展出神权宗教来制约强权,反而沦为恶的华丽外衣,成为愚民欺民的最大的工具。在强权暴力的胁迫下,加之虚伪道德的愚弄,在佐以利益诱惑,这三种手段,或说“王道”思想方法论,就基本构成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社会秩序与文化道德的实质,更可以概括中国政治的全貌。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一直以围绕强权意志的“王道”而展开的,几千年来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变化,而在近代在发源与西方的人类现代文明冲击下,但其强权专制形式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是从血缘宗族为利益核心的皇权君主专制,转变为以理想主义为旗帜的集权集团统治的阶级模式。然而这种以理想主义为归属的集团集权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和形式呢?我将在下文《党派专制,从集权到极权的二元模式》中去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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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从阶级斗争到权力斗争


以理想主义之名,行暴力革命之实,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主要政治思想。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放弃了革命主义、丧失了理想主义,从而进入到实用和功利主义。这是政治方向性的改变,而贯穿整个政治的精神和思想并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斗争精神和斗争思想。

斗争思想就是对信奉强权所产生的一种精神意志,这种精神意志不仅是中国传统汉语文化和思想来源,也是汉语传统文化主要的诉求宗旨。中国传统汉语文化的“王道”思想,不仅仅只是强权思想,同时也是特权思想。而要实现这个“王道”的强权和特权意志,那么其方法论就是斗争。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围绕“王道”的强权和特权思想,所展开的斗争方法论。也就是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独有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极为主要的文化和思想组成,所谓的纵横捭阖之术,也被中国人当成了智慧。智慧本来的意义是指对真理的认知和发现,而中国所谓的智慧是指对权和利的追求与实现作为一种成功,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主导功利主义的文化和思想。

共产党建国之后的斗争分为两个层面,阶级斗争和权力斗争,这个两种斗争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是个体的,而且又是相互交织的,有时候又是并列并进的。在文革之前主要是以群体的阶级斗争为主,个体的权力斗争为辅,所以才造成了三反五反的历史政治事件。文革爆发,那么这种斗争形式就直接的转向了个体的权力斗争,群体性的阶级斗争在此之后就被淡化。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源主要是马列的共产理想主义所导致的,而权力斗争的文化思想根源则是建立在传统汉语文化和思想上的,这就是两种斗争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来源与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阴阳思辨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本质都是一样的,讲的是对立统一,是简单的二分法。缺乏平等与尊重,更没有包容不同和多元的价值观念,这是专制意识形成的根源。很多人说诸子百家就是多元的,诸子百家都是王道思想,观念依然还是一元论,只是方法论层面表现出了多样性而已。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直接造成中国社会充满了各式各样斗争意识的历史和现实。

上面说到,阶级斗争来源于马列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种理想主义在中国可以说已经彻底破产,现在的执政者不断强调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仅仅只是为了寻求其执政的合法性。无论是官民,无论是谁,绝大多数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也不相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只关心我能赚到多少钱。所以,阶级斗争在中国将会成为历史,而利益集团的社会阶层矛盾将会代替原有的政治阶级,成为中国新的政治斗争形式。

无论是政治理想所主导的阶级斗争,还是经济利益主导的阶层矛盾斗争,其核心都是围绕权力斗争而展开的。这种斗争政治模式和斗争思想,根本上是源自于中国汉语文化传统的,所以,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首先就是要改变中国传统汉语文化和思想。文化和思想又是来自于精神信仰,那么,重建中国社会的精神信仰才能解决本质和根本问题。

以利益为目的权力斗争其实就是皇权专制的政治斗争本质,这种斗争不像理想主义主导的阶级斗争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造成大面积的肉体消灭和精神摧残,但是这种斗争对先觉者和有碍当权者利益的个体,所面临的灾难一点也不亚于阶级斗争,甚至更加残酷和漫长。

所谓的王道思想,其实就强权政治,而强权所依托的仅仅只是人的动物本能——对欲望的追逐和占有,所以,中国文化和思想、以及政治体制,基本上还是非常原始的出于本能欲望的争斗,仅仅只是批了一件华丽的文化外衣,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从中国文化思想的本质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政治基本都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权力斗争,那么,它又是靠什么来维系这个秩序的呢?其维系的条件又有哪些呢?这些条件的思想根源又源于何处呢?我将在下面《虚伪道德与现实利益维系的强权专制秩序》一文中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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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政教合一的党权专制


思想是人面对万事万物的认识,当思想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独立的逻辑系统,那么就成了哲学。政治学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关涉社会秩序、制度和权力相关的学问。思想与政治,这二者的概念和逻辑不难分辨,应该是思想主导了政治,而不是政治主导着思想。政治思想从排列来说,政治在前思想在后,意思就是在政治下产生的思想,或说仅关于政治的一种思想,而思想政治则是以一种思想来构建政治,这两个概念截然相反,顺序也就不同。但中国社会恰恰不是这样的,并不是一种思想去主导政治,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而是单一的权力在主导人的思想。这个先后和主次对于我们人类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至关重要的,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这里我需要告诉读者朋友们,中国汉语传统文化并没有政治这个词汇,这个词汇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西学东渐,我们从日本翻译过来的。

思想和文化是先于政治的,无论哪一个区域,也无论哪一种文化,都是源自于其精神信仰的。精神信仰是根据人自身的精神需要,对生命和宇宙产生和发展的终极诉求,也就是对绝对真理的探索,具有永恒和无限的性质。那么对于精神信仰的诉求又是通过宗教的文化形式来实现的,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精神信仰就会拥有什么样的文化思想,有什么样的文化和思想才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从这一点来说,思想是指导性的,是先于政治的。而中国从严格意义上来,古往今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产生,道教只是勉强的类宗教形式,然而并没有承担起对绝对真理的诉求,同时也没有产生相对应的思想文化主导社会政治。关于中国文化问题,我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去系统论述,这里仅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探讨。

现实里,我们常言“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这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打个比方,美国绝大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信仰的是基督,而不是他们的民主政治理念。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仅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且是具有理想主义特征的政治哲学,哲学是需要论证和批判的,然后才能实践,但是绝不能信奉信仰的。如果信奉马列和共产主义,那么就是把马列、共产主义与基督或上帝、上天相并列,相提并论,这显然也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政治或社会理想与信仰并不是同一个意义和概念的,把理想和目标当作信仰不仅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也是违背常识的,而中国社会连常识都是缺乏的。一种社会理想,是通过实践和努力或许有可能实现的,而信仰则是永恒的朝向绝对真理,这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抵达的一种无穷无尽的精神追求。

精神信仰直接产生文化和思想,并且也将主导文化和思想,文化和思想恰恰又可以产生并主导政治。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恰恰是政治主导着精神信仰,主导着宗教,并且还主导了文化思想,这显然是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逻辑的。虽然宗教的本身应该是诉求精神信仰的,但是宗教并不完全等同于信仰,因为精神信仰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纯粹理念,而宗教是一个形而下的社会文化形式和组织,所以,往往很多宗教与精神信仰毫无关系,同时也有一些宗教理解信仰的意义又是偏颇、错误或狭隘的。对于精神信仰的理解,往往导致宗教的差异和矛盾,问题就在这里,谁更接近信仰本身,谁就会更加接近真理,这个标准就在普适性,表现在对人类生命幸福的是否提供创造性的发展,是否充分的尊重了人的天赋权利。这一点上来说,文艺复兴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是最符合这个意义的。

政教合一,并不是精神信仰和政治思想的同一,而是政治对精神信仰以及文化思想的绑架和胁迫。要实现政教合一,必须具备两个个基本条件:一是强权,靠武力和暴力制造恐惧,甚至大搞肉体消灭来实现其强权意志;二是愚民,用谎言政治掩盖真相,篡改历史,宣扬仇恨和阴谋,用混淆概念和逻辑,用诡辩的方法对文明进行碎片化解构,导致大众失去常识性的是非判断,从而丧失思考的能力。如果不搞愚民,那么理性思想和精神信仰就会自然回归,那么强权统治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说,要实现政教合一,只有强权是不够的,必须愚民。中国社会从有史以来,这两个条件都可以说是非常完备的,所以说,中国虽然一直有佛教和道教的存在,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精神信仰存在,只因为佛教和道教并没有体现出认知真理的智慧和遵循正义的意志,并且佛教和道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宗教的概念也同样来自西方文化系统,定义是人与神的盟约,是有神论为前提的,是一种具有契约精神的价值体系。最早的法典也是神权法典,在无神论的地区,从古自今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典,因为其权力没有来源,而其法律没故也有信仰作为参照也就没有公平和正义的诉求,甚至连这个理念都是没有的。没有对神的信仰,也就不存在终极意义的思辨,这个终极意义就是绝对真理。没有对真理的追寻,那就更谈不上后来文艺复兴之后的理性思想下的哲学及一应学科了,而理性思想又是在这种道德自律的精神信仰之上发展出来的对生命意志和自由的延伸和更进一步的理解。理性思想和言论在清末民初才初现端倪,可惜时间太短,就在建国后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和文革,把鸦片战争之后对文明仅有的感性认识完全抹杀了。

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是不会产生文明意义的文化的,只会导致社会的全盘倒退,而且对于现代文明还有着极大的破坏力。与此同时,源自于精神信仰所建立的道德体系也会土崩瓦解,全面沦丧,整个社会的文化仅存虚伪和谎言。社会秩序也将沦为丛林法则,除了权力斗争所指向的是人的动物本能——弱肉强食,别的一切具有真善美意义的东西都会荡然无存。至于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才是符合信仰的宗教文化,以及信仰如何决定文化思想,思想如何决定了社会体制?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从未有过文明的亚洲和中国》种去论述。

政教合一也就是一元化的思想和文化,真正的精神信仰就不可能发生,因为真正的精神信仰是超越世俗强权的,这是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对强权专制者最大的威胁。在没有信仰的社会中,也不会有真正意义的道德产生,没有对善与爱以及生命的珍惜,由此更不会有文明的普世价值的产生,人们只会为权力和利益而相互斗争搏杀。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情境恰恰就是变相的政教合一,什么儒释道,严格说非但不符合宗教的概念,也没有追寻善良与爱的文化价值体系,也没有形成神权对强权的有效制约,更没有追寻真理和正义的精神信仰的实质,仅是一种停留在原始巫术层面而又非常低级的方法论层面的伦理说教。就这种斗争在中国是怎样的形式展开的呢?又有哪些变化呢?其思想文化根源和背景又是什么样的,我将在下文《从阶级斗争和权力斗争》去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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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从理想和革命到功利实用主义的中国政治


鸦片战争背后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矛盾冲突,而不是中国一贯以狭隘地域观念和民族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侵略。如果没有鸦片战争西方文明的进入,汉族还是最劣等的奴隶,至今还在跪拜皇帝,山呼万岁,受尽奴役。然而,我们目前的历史观,依旧还停留于一百七十多年前的狭隘民族主义层面,带有严重的地域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以及中国人的肤浅和短视。这样的历史观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对人类文明没有真正的认知,也不具备普世价值,也不具备对真理系统性认知的理性思想,所以,也谈不上觉醒与进步。

正是由于精神信仰的缺失,不具备理性思想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一时间就完全盲目的沦入到理想主义之中。这个理想主义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严格说并不是理想主义的范畴,然而孙中山等人这种横向、简单直接移植西方宪政民主的动机,却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类革命”主义色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提倡三民主义根本上缺乏现实基础和条件,甚至于都不存在现实基础。这个基础包括了理性思想,文化传统,也关系到国民性与大众人格,以及精神信仰等等东西。这些东西,不但中国社会没有,就连那个时期所有人都没有,以至于一百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没有。关于西方民主社会形成的几个基本条件和逻辑,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从未有过文明的中国和亚洲》中去进行论述。他们认为只要“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从制度上能够实行民主政治,那么中国就可以跨入现代文明。这种思想无疑也是肤浅和短视的,所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是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动机之下的简单复制和山寨,最后失败的原因也在于其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客观文化思想背景,缺乏现实基础条件的支撑,而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的革命主义可以说仅仅完成了一部分,那就是推翻了清王朝,但没能推翻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奴隶文化和强权专制思想,以及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人格。真正意义的革命是社会文化思想的转变,以及精神信仰转变,从而带动社会体制的转变,这才是革命的意义。如果说三民主主义只是理想主义的动机,却又有着现实主义的理论,而共产主义则彻底就是理想主义的。完全的理想主义被称为“乌托邦”,也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有假说,然而为什么共产主义最终战胜了三民主义呢?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原因,一是共产主义理想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也就是儒家的“大同”与道家的“郅治”,很容易被国人所接受;二是共产主主义学说根本不需要现实基础,也没有现实的范例参照,具有极大谎言编造的空间,很容易变通和宣传、传播;三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迎合了中国人的阴阳思辨的二分法,就是简单而专制的思维模式;四是,在现实方法论层面,共产党的确抓住了普遍中国人的功利诉求,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诱惑方式,极大的满足了国人机会主义的思想。当然还有外部的原因,就是苏联在地缘上对中国的操纵更加便利,而英美当时对中国又有着重大的战略误判,最终才导致中国社会目前的现实局面。

从清政府垮台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这个时期的中国,无论是哪个政府和哪个党派、那个总统,都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色彩的。直到1949年共产党专制之后,才慢慢发现理想主义只能满足革命的需要,但并不能满足建设和管理中国社会的现实理论需要。这个时期的政治,甚至连皇权专制的安邦治国的程度事实上也无法实现,所以,建国之后的将近三十年时间,整个中国几乎还是在一边宣扬理想主义,而现实里却依然大搞暴力革命。我上文谈到了革命的根本意义,而中国社会理解的革命就是斗争和杀人,以武力和暴力胁迫大众接受新政权和共产主义理想,接受杀人的革命斗争是必须的思想,最终由才导致中国人现在的奴性远超过了皇权时期的奴性。皇权专制时期,还有死谏的大臣和读书人,还有敢于公然指责君主的士子,而如今谁敢直接批判党中央的核心人物?谁敢指责掌握枪杆子的那个人呢?!

通过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等革命主义的三十年,以饥饿、贫困、精神和道德灾难,以及几千万生命消失为代价,中国社会才从革命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中慢慢走出来。这走出来就代表着改革开放,这就意味着中国从革命主义和理想主义中一步踏入到功利主义的道路上,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到如今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然而极端的功利主义很容易膨胀人的原始物质欲望,导致道德和精神信仰的崩溃,那么也就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这个部分的第四章里去做进一步的分析,这里仅限于思想理论层面的论述。

从哲学意义上讲,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区分有着明确不同的概念,实用主义着重实践和利用价值,而功利主义则是以现实利益追求为终极目标。所以,中国在科学技术和方法论层面多是倾向于实用主义,而政治思想和社会整体追逐的却是功利主义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实用主义只是为实现功利主义服务的,而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都是受机会主义所主导的。这就是中国整个社会思想和政治层面的理论解读。

中国的功利主义 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思想动因,不惜以低人权优势,无视国际规则,不计未来和发展,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其目的仅在于经济利益。目前政府政党基本上都把经济目标作为政治目的,那么普罗大众,都是惟利是图,把经济利益当成了唯一的生命追求。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在初期的确很容易表现出经济高速繁荣的态势,而最终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至于这个灾难如何发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将会在后面的章节里去进行叙述。

事实上,中国人对主义的理解还是非哲学的,所以,无论我所表述的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是类似主义的感性理解,而与真正的哲学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这个问题主要在于中国汉语文化没有哲学基础,对概念没有形成明确的含义与阐释,更不具备系统性。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谓的革命本质上还是造反和起义,这是汉语文化的二元对立思想主旨所造成的语义模糊与偏狭极端,没有确指和所指以及缺乏系统逻辑的关联。革命严格意义上在中国还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的革命,是由人们的精神信仰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所推动,是人们的价值观的彻底改变从而形成的社会变革,这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并不一定就是战争与杀人,而是在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真理与正义的精神基础上,针对落后、愚昧、腐朽、过时的否定与颠覆。所以,中国社会,严格上说,从古至今都没有发生过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因为中国人的信仰和思想层面根本上没有改变和发展。

从理论上厘清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本质,那么中国的政治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又是如何构成的呢?又具备了什么样的典型特征?那么政治思想和思想政治有什么不同?我将在下一篇文章《政教合一的党权专制》中去论述中国政治与思想的关系,以及其构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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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缓慢觉醒中的中国

如果说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让中国人接触到了近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那么,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中国人接触到了现代商业文明。我之所以说是接触,我们对事物认知的基本逻辑,先是接触然后才是接受,这个过程也是从表面的认识到深层的认知,最终直到融入进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如今,已经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中国人仅仅只是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思想和文化的改变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并不深刻和完善。可以说,根本谈不上精神信仰的改变,和融入到现代人类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守护者和创造者,甚至也完全可以说成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所以说,中国社会的改变依旧还是形式上的,中国传统汉语文化和思想仍然还在主导着中国人的人格和精神,至于精神信仰层面可以说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这一百七十多年,就是不断西化,不断接近文明,不断走向理性和不断觉醒的漫长岁月。但是,我们目前可以说抵达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还非常遥远,丝毫也谈不上崛起,更别说超越。

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任何层面都表现出这种形式主义的现象,无论是政治、教育、艺术、科技、工业、商业,等等,都可以归于形式主义的范畴。为什么是形式主义的呢?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社会的觉醒不够,没有能够真正的接纳现代文明的思想和文化,依旧还停留于传统汉语文化的精神之中,被传统的机会主义所蒙蔽,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还是非常肤浅和表面的,所以才导致了现实中国社会全面形式主义的泛滥。

现在网络的兴起,加速了中国社会觉醒的速度,但是目前觉醒的程度依然不高,还无法达到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更不可能达到革命性的需要,形成和满足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纵观网络言论,主要集中在对执政党和社会现实现象的批判与揭露上,然而对于更深刻与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精神信仰、智慧意志和思想等因素,还没有系统性揭示、阐释和理性梳理的能力。执政党和社会爆发的现实现象只是表面的,而文化和思想才是深层次的问题,而精神信仰缺失才是最为本源与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问题是病症,而文化和思想是病理,精神信仰是病因。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发现问题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文化和思想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无论哪一种文化和思想都直接来自于其精神信仰。所以,中国社会的觉醒缓慢而长久,如果按现有进一步退三步,就算五百年也很难说能融入人类的现代文明。

正是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前几年互联网能与国际接轨,致使中国人的反思更近了一步,只可惜,这届政府高筑防火墙,就此固步自封,使中国很大一部分人直面世界的这种反思成了昙花一现的局面。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先觉者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但几乎都是片面和零散的,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更没有理论形成和相应的方案产生。这个问题,主要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人类文明这两者都没有理性清晰的认识,加之传统文化的断层与对西方文化史了解的欠缺,很多人都不读典籍和文言,如此一来也难以去比较,故也没有明确的结论。

中国社会目前最需要的,就是通过社会问题爆发出来的现象,深入到对汉语传统文化和思想层面,进行全面和彻底的反思。只有在彻底反思汉语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才可能认识到精神信仰的宝贵和必要,同时也才可能抵达对真理的认知与理解精神信仰的本质。这个过程,比起从社会问题现象深入到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要更难,一个是发现问题,一个是探讨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文化到精神信仰则是终极意义的思辨和重建。这个难度在我看来,仅靠中国人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与此同时,还要对比西方历史文化,找出问题存在的客观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案。

就目前中国人觉醒的程度来看,只有少部分的人才意识到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着整体性和普遍性的、而且是非常危险和深刻的问题,并且也是灾难性的。而通过现实社会存在问题能够深入到传统文化思想反思则是少之又少,对于精神信仰层面反思则更为稀有,至于形成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文本则可以说还没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发现只是我们反思的基础,而鉴于中国政府的专制程度对言论的严格控制,加之国人的愚昧和愚蠢的程度,就算是对现实社会爆发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能够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更不要说达成普遍共识。所以,中国目前的觉醒程度在文化和思想上可以说是超过了民国时期,而对道德、精神信仰以及文明理性的认识却远不及民国时期。这虽然说不上是一种倒退,但足可以说明汉语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顽固,以及中国人的愚昧之深,愚蠢之重。

谈到觉醒,所指的是从感性到理性,从蒙昧到文明,从专制到民主,是人权与自由的实现。觉醒不仅仅只是一种价值观的塑造和改变,而是改变价值观的同时具备精神意志,也只有如此,所谓的觉醒才会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这个不难理解,就是首先知道什么正确的,然后还要具备敢于去捍卫正确的勇气,从而抵抗愚昧与罪恶。后者完全出自于精神信仰所产生的意志,这比起分辨是非更为艰难,但二者都不可或缺,也可以说同等重要。我相信中国社会目前不仅是缺乏对存在问题的深刻认知,同时,也不具备这种抗争的勇气和精神意志。总体来说,所以,还不存在觉醒的实际现实力量,就是形成普遍性和组织性质的力量,这也是孟德斯鸠所说的“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

在中国这样的觉醒程度,那么那些先行者和所有时代的先行者都一样,将会是充满孤独和苦难的。可是这种孤独和苦难是造物主和神赐予我们的责任,这是对精神信仰最为有力的证明,所以也是必须的。只有在先行者们觉醒的基础上,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觉醒者加入,然后形成实际的社会变革力量。然而这个过程是艰辛和漫长的,同时按基督教的说法这也是幸运的,因为这是神对你的拣选。我们抛开宗教不谈,至少觉醒者尊重了生命的意义,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有价值,甚至会影响到历史。是的,还有什么比带给大众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更叫人快乐的事呢?哪有什么比追求真理和捍卫正义更有意义的人生呢?又哪有比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奔往信仰之路更为幸福的呢?!

这一章到此结束,下一章《第二章,中国的政治现状》,我将主要谈及中国的政治现状,从政治制度设计到执行,叙述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运作模式,以及中国政治与个体命运的关系,推论中国政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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